1937年8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青岛的长记轮船公司将七艘轮船放水沉没于胶州湾，延滞日军在青岛的登陆。长记轮船公司当时被称为“华北第一船行”，董事长贺仁菴被称为“华北船王”。其子贺中林，讲述了这段沉船拒敌的历史——

　　沉船命令

　　贺仁菴是山东日照石臼所人。16岁进入当时青岛由德国人创办的礼贤书院就读，1930年夏，他于青岛市馆陶路15号设立长记轮船公司（行），为当时华北地区最大的私人航运公司。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不久，日军派数艘千吨左右的军舰，封锁中国华北沿岸，往返巡逻外海，看到船只出没立刻射击，因此所有沿海大小船舶无人敢出海航行，贺仁菴经营的长记轮船行当时有六艘轮船泊于青岛大港，一艘泊在江苏燕尾港，均奉令停航。另一艘泊在日照石臼所前海（当时石臼所并无码头，所有船舶都是泊在距离岸边800米左右）。

　　1937年8月上旬，日本以其惯用伎俩，让数名日本浪人化装成中国士兵，在德县路圣功女子中学前预谋枪击行经此地的日本水兵，一死一伤，日军硬说开枪者为中国士兵，便以日人在青岛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为由，迅速集结数艘环伺在青岛外海的军舰进入备战状态，并将舰艇炮口对准青岛市区，史称“德县路事件”。日本驻青岛总领事大鹰正次郎随即向青岛市市长沈鸿烈提出无理要求：“日军必须立即登陆青岛，以保护日侨的生命财产安全”。遭沈鸿烈断然拒绝，双方进入对峙，战争一触即发，之后双方展开外交谈判，谈判交涉后，日方保证不在青岛挑起战争，沈鸿烈承诺保护日本侨民在青岛的生命财产安全，但沈鸿烈深知开战已为时不远。

　　8月下旬，国民政府电令沈鸿烈速将泊于青岛大、小港之间所有国籍商轮，尽快沉塞在胶州湾港口航道上，阻止日舰进入。

　　拒绝劝说

　　当时长记轮船行拥有的轮船数目是青岛航商中最多的一家。父亲接到沉船命令后心情十分沉重，眼看国难当头，怎能置身事外？与此同时，有一位与日本人走得很近的裕泰船行老板叶玉阶（本名叶春墀，有一位日本姨太太，其子叶碧相也娶了日本媳妇）前来拜访父亲，极力劝说长记轮船行与他们一样，将所有轮船开至海西的黄岛、薛家岛一带，一来可以躲避日军的炮击，二来可以避免沉船遭到损失。

　　作为爱国商人，父亲对于叶某的劝说当然不予理会，叶某不满而去并扬言：“事实摆得很明白，就凭青岛的这点武力，绝对挡不住日军的进攻，若与日军为敌，极可能遭致严重的后果。”

　　然而，父亲考虑，若配合沉船，一来可为青岛军政人员从容撤退争得时间，又可使沈鸿烈向国民政府有所交代，况且国民政府下达沉船命令时允诺：“若有损失，战后将以同等吨位之全新轮船予以赔偿”。二来因长记的轮船数量较多，目标较大，日军不可能让船开走躲过此劫。如此一来，所有轮船势必被日军俘获利用。父亲深知已到破釜沉舟的紧要关头，此时沉船已势在必行。

　　放水沉船

　　父亲决定遵令沉船后，立即请派军政人员前来指挥。沉船的目的是要将船阻塞在航道上，阻止敌舰进入，不是随随便便沉下去就可以了。由于长记的轮船已奉令停航，船长多数回家，每艘仅留二三人看守，无法将船驶至沉塞地点。幸好青岛大港内有一艘海军拖船，沈鸿烈下令用这艘拖船来作业，当时父亲也登上拖船，并命令船上的看守人员将船上的绳索抛至拖船上，再将拖船上的缆绳固定于轮船系缆柱，将轮船逐一拖至指定沉塞地点。最后，放水将“得春”“同春”“迎春”等舰船沉没。

　　沈鸿烈于1937年12月27日自青岛撤退，日军舰却延宕至1938年1月中旬，由前海栈桥和山东头以小舢板登陆。足以证明进入胶州湾的航道遭到阻塞，日军舰无法直接驶入胶州湾码头，故而从青岛市郊之山东头、浮山所及栈桥一带以小舢板登岸。 李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