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人民日报出版社推出的《大国功勋》，记载了多位科技大家鲜为人知的多彩人生和奋斗精神，现摘录部分，以飨读者。

　　钱三强的殷殷嘱托

　　1961年1月的一天，于敏应邀冒雪来到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的办公室。一见到于敏，钱三强就直言不讳地对他说：“经所（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里研究，请报上面批准，决定让你参加热核武器原理的预先研究，你看怎样？”从钱三强极其严肃的神情里，于敏立即明白，祖国正在全力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理论也要尽快进行。

　　接着，钱三强拍拍于敏肩膀，郑重地对他说：“咱们一定要赶在法国之前把氢弹研制出来，我这样调兵遣将，请你不要有什么顾虑，相信你一定能干好！”片刻思考之后，于敏紧紧握着钱三强的手，点点头：“国家需要我，我一定全力以赴！”

　　与国家命运相连

　　这次从基础研究转向氢弹研究，对于敏个人而言是很大的损失。于敏生性喜欢做基础研究，当时已经很有成绩，而核武器研究不仅任务重、集体性强，而且意味着他必须放弃光明的学术前途，隐姓埋名，长年奔波。

　　从那一天起，于敏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直到1988年解密。

　　氢弹设计远比原子弹复杂，我国科研人员重担在肩。当时国内很少有人熟悉原子能理论，是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和于敏等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于敏没有出过国，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他几乎是唯一一个未曾留过学的人，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站上世界科技的高峰。彭桓武院士说：“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没有老师，因为国内当时没有人熟悉原子核理论，他是开创性的。”于敏几乎从一张白纸开始拼命学习，拼命地汲取国外的信息。在当时遭受重重封锁的情况下，他只有依靠自己的勤奋，举一反三地进行理论探索。

　　一次核试验前的讨论会上，压力、紧张充斥整个屋子。这时，只听到“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于敏和陈能宽两位科学家忽然你一句我一句地将诸葛亮的《出师表》背诵到底。那一刻，在座所有人无不以泪洗面，都真切体会到个人奋斗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

　　用隐语打电话

　　1965年1月，于敏率领“轻核理论组”携带所有资料和科研成果，奉命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9月，他带领小分队赶往华东计算机研究所，埋头于堆积如山的计算机纸带，作密集的报告，寻找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

　　当时，国内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剩下5%的时间留给于敏负责的氢弹设计。穷人有穷办法。于敏记忆力惊人，他领导下的工作组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一篇又一篇论文交到了钱三强手里，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被攻克。

　　一天，于敏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但我们新奇地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第二天，邓稼先就赶到了上海。一到嘉定，就钻进计算机房，听取了于敏等人的汇报，并与他们讨论分析，兴奋得像个大孩子。

　　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两年之后的12月28日，又在罗布泊核试验基地进行了首次氢弹原理试验。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只用了两年零两个月，速度之快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余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