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宗敏

　　三站印记：在流动中读懂非洲

　　1991年，法航的机翼第一次切开非洲大陆的云层，阳光像融化的金箔，铺满赞比西河的河面。我趴在舷窗上数着海岸线的曲线，那时不会想到，这片土地会成为此后半生反复回望的坐标——就像纳库鲁湖的火烈鸟，一旦见过那片流动的粉红，便再也忘不掉。

　　赞比亚卢萨卡分社的日子，与铜带省的铁轨、赞比西河的涛声缠绕在一起。殖民时代留下的旧铁轨，与坦赞铁路的新钢轨在阳光下交错，后者的枕木下，埋着中国建设者的汗水，也埋着“友谊”二字的重量。我背着相机穿梭在市集，恰逢非洲大陆首次多党制选举。投票站外，人们举着候选人的海报往来穿梭，议论声、喇叭里的宣传声交织成一片，有人眼神里带着对未知的探询，有人脸上是按捺不住的躁动。这种从未有过的政治实践，像一块投入湖面的石头，在民众心里激起层层涟漪——有新奇，有迷茫，也有对改变的隐约期待。

　　转身走进村庄，却见一位母亲蹲在猴面包树下，给怀里的孩子喂青黄的野芒果。“树会结果，雨会落下，孩子会长大”，翻译转述的这句话，后来总在我脑海里回响，像赞比西河的涛声，沉稳而坚定。

　　转至肯尼亚内罗毕，非洲总分社的灯光总亮到深夜。作为终审发稿人，“Final say”的签字笔握在手里，总觉得分量千钧。蒙巴萨港的发报机嗒嗒作响，渔民的独木舟与国际货轮在海面交错；桑吉巴尔的滩涂上，退潮后的水生物成了孩子们的玩具，笑声混着咸腥的风。去南非驻肯使馆办签证时，签证官Mr. Weiser（发音近“Visa”，倒像暗合了他的身份）总爱盯着窗外的合欢树，盖章时慢悠悠地说：“你们记者，总爱追着风暴跑。”后来才懂，他说的风暴，正酝酿在南非的土地上。

　　纳库鲁湖是常去的慰藉。成千上万只火烈鸟铺展在湖面，粉红的翅膀扑棱着，像流动的云霞，连天空都被染得发暖。有次遇见鸵鸟在湖边踱步，笨拙却执拗，倒让我想起那位母亲的话——大地不会辜负认真踩过它的脚。而远处草原上，长颈鹿正伸着脖颈够向高树的绿叶，身姿优雅又带着股韧劲，那一刻忽然觉得，这或许就是非洲最本真的模样。

　　淬火：在历史褶皱里看见光与痛

　　1992年的南非，像一口烧得滚烫的锅。作为特派记者，我不仅亲历了这个国家民主化进程的关键节点，更较早以大陆官方媒体的视角，用《走马看南非》《南非投资环境面面观》《向比勒陀利亚进军》等报道（其中《向比勒陀利亚进军》是记录局势的特写），向国内读者揭开这片土地的面纱。博伊帕通惨案的血迹未干，22条生命的消逝让空气粘稠得像糖浆；可几个月后，曼德拉与德克勒克坐在谈判桌前，握手的瞬间，约翰内斯堡的教堂敲起了钟。我在一天内发完22条英文稿，手指在键盘上发抖，眼前晃过罗本岛的囚室——曼德拉住过的小房间里，只有一张草席，采石场的碎石在窗外泛着白光。

　　那时的南非，总在极致的反差里让人震撼。高速公路网密如蛛网，平整宽阔，行驶其上时，恍惚间会忘了身处非洲——当时它的公路发达程度，仅次于德国、美国。作为非洲大陆的“火车头”，南非的GDP一度占到全非洲的40%左右，约翰内斯堡的高楼与索维托的棚户区隔街相望，繁华与困顿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在阳光下同时反光。德班的黄金海岸线绵延千里，好望角的礁石上，巨型货轮鸣着笛穿梭，麦哲伦船队的航迹早已淡去，却带不走这里的繁忙。

　　同一时期的津巴布韦，还顶着“非洲面包篮”的光环，玉米与烟草堆满仓库，田埂上的拖拉机突突作响，谁也想不到后来的起伏。而纳米比亚的红沙漠与海洋交汇，美得惊心动魄，沙漠边缘的村庄里，孩子们却仍在为水发愁。这些景象总在提醒我：自然的馈赠从不等于必然的收获，就像撒哈拉大沙漠的黄沙下藏着石油，可若没有开采的技术与稳定的环境，宝藏也只是沉睡的石头。

　　最难忘那些细碎的瞬间：在卢萨卡市集，小贩会把最好的芒果偷偷塞给我；在约翰内斯堡的街角，陌生老人会用不熟练的英语讲曼德拉的故事；在桑吉巴尔的海边，渔民摇着独木舟归来，舱里的鱼不多，却坚持分我两条。他们的淳朴像草原的风，坦荡得没有杂质——后来才明白，这片土地的人民本就如此，在没有种族冲突和外来干涉的日子里，他们的笑容会比纳库鲁湖的阳光更明亮。

　　回响：从见证者到播种者

　　30岁生日那一周，我回到了北京。行李箱的角落里，还裹着从赞比亚带回来的猴面包树种子，是那位喂孩子野芒果的母亲硬塞给我的，说“种下就会发芽”。非洲的风好像跟着种子一起飘回了故土，往后的日子里，这份联结化作了遍布非洲的分社网络——几乎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都有我们的足迹。

　　苏丹的喀土穆分社守着尼罗河的日出，索马里摩加迪沙分社的灯光曾在战乱中坚持亮过深夜，塞内加尔达喀尔分社的记者常去戈雷岛记录历史的伤痕，塞拉利昂弗里敦分社见证过战后重建的第一块砖；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分社、肯尼亚内罗毕分社、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分社、莫桑比克马普托分社……连南非都有两个——开普敦分社望着好望角的浪，约翰内斯堡分社守着城市的脉搏。内罗毕新落成的非洲总社大楼，就建在联合国机构附近，成了那片区域的标志性建筑，楼里的灯光与纳库鲁湖的火烈鸟一样，在夜里格外明亮。

　　这些分社像撒在非洲大陆的星子，用中文、英文、斯瓦希里语……向世界报道非洲，也向中国传递非洲的心跳。我们聘用了许多当地雇员，他们熟悉每一条土路的弧度，能听懂野芒果树下母亲哼的歌谣，有些还被派到北京总部交流，把非洲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在西方媒体长期主导话语权的非洲，BBC、路透社、法新社的招牌曾随处可见，而新华社的存在，更像一种“南方的声音”——不居高临下，不刻意猎奇，只把这片土地的真实模样，原原本本地说给世界听。

　　后来的职业生涯里，依托这些支点，我做了更多想做的事：在世界媒体峰会培训非洲记者，带他们看中国的梯田如何锁住水土；邀请非洲媒体人访华，让他们亲耳听深圳的厂房如何从无到有；全球新闻奖评选时，总想着多给非洲同行一些机会——毕竟，好故事不该被地域或资源困住。尼日利亚的同行指着课件里的滴灌技术，眼睛亮得像蒙巴萨港的灯；肯尼亚的记者写纳库鲁湖的火烈鸟时，会特意加上一句“它们的羽毛红得像我们的希望”。这些细节让我明白：所谓“讲好非洲故事”，从来不是替他们发声，而是帮他们握住自己的麦克风。

　　坦赞铁路的铁轨后来重新擦亮，列车载着货物与乘客轰鸣而过，像在续写当年的合作篇章。那位赞比亚母亲期待的“雨”，或许就是这样的技术与机会——当中国农技人员蹲在田埂上教插秧，当滴灌设备让沙漠长出蔬菜，当非洲的孩子能吃上自家田里种的粮食，雨就真的落下了。

　　凝望：向着丰饶生长的未来

　　书房的案桌上，一直摆着一尊非洲长颈鹿木雕。它站在台灯旁，脖颈微伸，前蹄似要迈开，雕工不算精致，却带着股鲜活的劲儿。我常看着它发呆，想起草原上那些真正的长颈鹿——它们优雅地踱步时，像在丈量大地的辽阔；一旦奔跑起来，蹄声能震得尘土飞扬；而伸长脖子够向高树枝丫的瞬间，又像在告诉世界：没有什么养分是够不着的。

　　多希望非洲能像它一样啊。像长颈鹿一样优雅，在多元的文化里自在生长；像长颈鹿一样有韧性，在风雨里始终挺直脊梁；像长颈鹿一样奔腾起来，让发展的蹄声踏遍每一寸土地；更像长颈鹿一样，够得着高树的绿叶，够得着天地间的养分，在阳光里茁壮成长。

　　有时会想起1971年的联合国大会，想起那句振聋发聩的话：“是非洲兄弟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50多个非洲联合国成员国，像50多颗星，在国际舞台上有着不容忽视的分量。非洲统一组织（后来的非盟）的会议室里，各国代表用不同的语言讨论着同一件事：如何让这片土地摆脱贫困、战乱、干旱与疟疾。

　　而我们做的这一切——从1991年法航舷窗边的初见，到遍布非洲的分社，到一篇篇客观的报道，到为非洲记者搭起的桥梁——初衷其实很简单：让非洲走向世界，让非洲走向现代化，让赞比西河的水真正滋润干裂的田，让沙漠少一些，和平多一些；让被贩卖黑奴的历史记忆只存在于博物馆，让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能堂堂正正、平起平坐地走向未来。

　　就像那位赞比亚母亲相信“树会结果”，我也始终相信：当非洲的田野里结满饱满的谷物，当港口的货轮载着本土制造驶向世界，当孩子们的课本里写满“我们的成就”，纳库鲁湖的火烈鸟会飞得更高，草原上的长颈鹿会跑得更欢，好望角的浪涛会唱得更响。

　　因为这片土地的丰饶，本就是全人类的荣光。而案桌上的长颈鹿木雕，会一直站在那里，像个沉默的约定——我们都在等，等它真正扬起脖颈，够到属于自己的那片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