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俊科

　　“新青”和“天真”是照相馆，一个在四流南路上，一个在中山路上。

　　那个年代，新兵入伍，最着急要办的事情有两件，一是马上写信给家里报平安，二是尽快给家里寄一张穿军装的照片。

　　但是，刚入的新兵没有领章帽徽，我们就盼着入伍训练快点结束。因为只有入伍训练结束了，我们才能戴上帽徽领章。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班长最理解新兵，在戴上领章帽徽的第一个周日，他就带着我们到了四流南路上的新青照相馆。一路上，我们唱着《人民海军向前进》，步伐整齐而轻盈，吸引了路人的眼球，听到了许多赞许。

　　照相的师傅见来了一队新兵，自然高兴，耐心地给每一位调整着姿势。我的第一张穿军装的照片就是在那里照的。一周后，我们就取出了照片，装进信封，不忘在信封的背面写上“内有照片，请勿折叠”，寄给父母，寄给同学，也寄给女朋友。一张照片，所有的情感都凝聚在那表情上了。家人收到照片呢，他们争先恐后地看着，评论着是胖了还是瘦了。只有母亲在大家都看完了，再仔细地端详，胖还是瘦都不要紧，她透过照片，看到儿子的心情，看到儿子的情绪，欣慰地笑里藏着泪花。

　　我在新青照相馆还照过一张穿呢大衣的照片，那是一九七六年，我们在潜院毕业时照的，稚嫩里有了坚毅，羞涩里有了成熟。可惜敬礼的动作不够标准，头歪了。就这样还被贴在了照相馆的橱窗里做广告。说到这，我们战友的靓照在天真照相馆里都“展出”了。天真照相馆离我们远了一点，但是，我们都感到那里更高大上，于是就有战友在遇到女同学或女朋友要照片的时候，就到那里去照相，那是关键的时候，照片可是定情的信物，马虎不得啊！

　　我结婚的那年，已经是指导员了。家属来队的时候，队里有个学兵会照相，而且自己带来了相机，就是俗称“120”的那种。他就陪着我和爱人到了中山公园，给我留下了一个胶卷的照片。如今已经忘了他的名字，只还模糊地记得他姓潘。多年以后，我和爱人带着外孙女到中山公园玩，还在当年的一张照片的背景里拍了一张，当然是用手机拍的。物是人非，让人恍惚。

　　在没有彩色胶片之前，我们如果需要“彩色”的照片，加点钱，照相馆里可以给“绘”上色彩的。后来知道有了彩色胶片，就盼望着能够拍一张彩照。大概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吧，我们区队长从家里带来了一个彩色胶卷，他家是汕头的，改革开放的前沿，就是不一样。他就招呼我和战友拍了几张，那时候，青岛还不能洗彩照，他又把胶片带回家，据说是到香港洗出来的，几经周折，我们总算是看到了自己的彩照。

　　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当班长时候的战友洪世苗，发给我两张照片，都是新青照相馆拍的，是合影，他让我看看，还能叫上他们的名字吗？还算不错，我俩一起回忆，总算都叫上来了。几十年过去了，照片上的我们青春勃勃，如今都已两鬓斑白。他说，今年他们要来看我这个老班长，我当然高兴。如果他们真的成行，我们就到照相馆按照原来的队形，再照一张合影。只是不知道新青照相馆还在不在？如果在，一定还到那里去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