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刘 硕

　　人物小传

　　吴灵芬，1945年6月出生于青岛，1967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后公派赴苏联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进修歌剧与交响乐指挥。现任国家大剧院艺术专家委员会顾问、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专家、世界音乐与艺术教育协会副主席、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合唱节总监，曾任中国音乐学院指挥系创系主任。

　　吴灵芬是新中国第一位女指挥家郑小瑛的开门弟子，中国合唱指挥教育的开创者。1998年，她创建了中国首个合唱指挥专业，为中国合唱事业培养了数以百计的指挥人才，是我国少有的既站讲台又站舞台、掌握大量古今中外不同风格合唱经典作品的艺术家，被观众亲切地称为“合唱妈妈”。

　　核心观点

　　一位音乐老师最重要的素养不是音能唱多高、拍子能打多准，而是“听觉仓库”里存了多少美好的声音。因为只有内心储存了足够丰富的声音图谱，才能在教学中为学生提供参照，才能在排练中敏锐地捕捉每一个声部的偏差与可能。

　　青岛给了我一个美好的童年，感谢青岛。我将用自己的全力付出，用我的经验、知识来回报这座城市。我走过的国家很多，我听到的歌声很多，这是我得天独厚的条件。我希望把肚子里头的这些东西都“倒”出来。

　　合唱是每一个人学音乐的基础，它集纳世界各国的经验，能培养一种合作意识。合唱队里没有“我”，只有“我们”，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国民精神的体现。

　　我们合唱人口多，几十万个合唱队，可以说是个合唱大国，但还远没有成为合唱强国。要重视基础音乐教育，从小培养孩子们的稳定音高与节奏感，逐步走出合唱领域音准薄弱、作品匮乏、人才流失这三重困境。

　　我心里始终存着旋律，我坚信不论社会如何变化，真善美的声音永远不会沉没。我不需要太多荣誉，有一天老了，人家说我是个“好老师”就足够了。

　　全国优秀合唱团队展演闭幕式渐入佳境：灯光暗下来，观众席安静了。81岁的吴灵芬走到舞台中央，白发在聚光灯下泛着柔和的光。她的手势依旧精准有力——起拍、收束，整个礼堂在她指尖的控制下呼吸。

　　走过60多年不曾停歇的合唱指挥生涯，这一刻的吴灵芬，依旧那么从容。

　　穿越一个甲子，这位中国合唱指挥教育的开创者，见过合唱在剧院里的神圣，也见过它在食堂里的烟火气；见过它在国际赛场上的庄严，也见过它在退休老人脸上投射出的光彩。吴灵芬比谁都清楚，合唱这件事远不止“一群人站在一起唱歌”那么简单。它关乎教育公平，关乎人格养成，关乎一个社会如何在嘈杂的时代里学会倾听彼此。

　　走下指挥台，吴灵芬说：“我还有很多事要去做，停不下来，合唱是我永不退休的事业。”

　　一座城市如何影响一位音乐家

　　1945年，吴灵芬出生在青岛。她的家在台东大教堂附近，每个礼拜，教堂都有唱诗班活动。圣咏的旋律从教堂的玻璃窗流淌出来，飘进街巷，也飘进了一个女孩最初的听觉记忆。在年少的那段岁月中，音乐不是她生活的点缀，而是贯穿日常的节奏。

　　20世纪50年代的青岛，音乐氛围浓厚。当时，中央歌剧院、中央乐团等全国顶尖艺术团体经常到青岛演出。吴灵芬不止一次在第三公园工人文化宫礼堂听到专业歌唱家的演唱和乐团的现场演奏。那种高频次、高质量的听觉滋养构成了她音乐感知的基础。

　　在青岛二十中读书时，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给了吴灵芬大量接触音乐的机会。她是合唱队里的女中音，是舞蹈队里的领舞，常常领着大家打拍子；她还参加口琴队，在吹奏中感受旋律的流动。

　　其间，吴灵芬曾被选去练自由体操，但她总被伴奏的钢琴声吸引。“心思不在翻跟头上，反而跟着鼓点和节奏走神。”她笑说自己那时“不务正业”，但正是这种广泛涉猎的音乐生活，让她对声音的敏感远早于对技巧的掌握。

　　在母亲工作的卷烟厂食堂里，吴灵芬常在午饭时间听吕剧、评剧。那时，厂里有一支水准极高的管乐队，每逢表彰活动或迎送仪式，乐队一路演奏至火车站或海边，她常常追着一路跑。那些民间戏曲的腔调、军乐队的铜管轰鸣、工人合唱粗粝而真诚的声浪……统统储存在她的听觉记忆深处。

　　吴灵芬认为，一位音乐老师最重要的素养不是音能唱多高、拍子能打多准，而是“听觉仓库”里存了多少美好的声音。因为只有内心储存了足够丰富的声音图谱，才能在教学中为学生提供参照，才能在排练中敏锐地捕捉每一个声部的偏差与可能。

　　1959年，14岁的吴灵芬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她的人生轨迹由此改变。彼时，家中遭遇变故，父亲失去经济来源，八口人全靠母亲一人支撑。幸运的是，母亲的工作单位青岛卷烟厂工会发动工人捐款，资助她北上求学。

　　一家普通工厂的工人们用最朴素的方式托举起一个女孩的音乐梦想。这段经历成为吴灵芬一生中无法忘却的温暖记忆，也让她对“合唱”的理解从艺术延伸到社会——它本身也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支撑。

　　“我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打磨了‘听’的功底，为后来的音乐学习打下了基础。”吴灵芬说。

　　她所言的“功底”与“基础”，是青岛这座城市给予的无价馈赠，让一个孩子在礼堂、工厂舞台和街头乐队之间自由穿行，被最顶尖和最民间的声音同时浇灌。

　　“青岛给了我一个美好的童年，感谢青岛。我将用自己的全力付出，用我的经验、知识来回报这座城市。我走过的国家很多，我听到的歌声很多，这是我得天独厚的条件。我希望把肚子里头的这些东西都“倒”出来。”吴灵芬说。

　　“合唱队里没有我，只有我们”

　　1983年，吴灵芬回到中央音乐学院教学，指挥了莫扎特歌剧《费加罗的婚礼》的中国首演。演出反响热烈，但她从中察觉到一个问题：“排这部作品花了足足8个月时间。这说明我们的读谱能力、音乐基础教育水平有待提高。”

　　这一发现像一根刺扎在吴灵芬心里。她开始意识到，问题不在指挥台上，而在更早的教室里，在孩子们第一次接触音乐的那个瞬间。

　　1986年，吴灵芬赴苏联进修。在莫斯科，她和当地团队仅用5天时间就完成了歌剧《茶花女》的指挥排练和演出。这样的高效来自合唱队员惊人的视唱能力——他们看一眼谱子就能唱，音准精到，气息稳定。

　　在这支团队的感染下，吴灵芬开始对合唱指挥产生兴趣。她时常去苏联大剧院观摩，目睹了高度专业化的合唱排练体系。一次，200名男生演绎莫扎特《安魂曲》的场景深深震撼了她。经过一番考虑，她拨通了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吴祖强的电话，坚定地说：“我要改学合唱指挥。”

　　在今天看来，这次转型理所当然，在当时却并非坦途。乐队指挥有现成的课程体系，而合唱指挥在中国音乐教育中被视为“乐队指挥的简化版”。

　　吴灵芬不认同这种定义。她认为，合唱指挥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它需要更细腻的声部平衡、更深刻的和声感知、更敏锐的听觉判断力，以及对“人声”这一最复杂乐器的深度理解。下定决心后，她进入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合唱指挥系学习。

　　回国后，吴灵芬全身心投入到合唱指挥的教学研究中。1998年，她受聘中国音乐学院，创建了以合唱团形式开展指挥教学的指挥系，并担任创系系主任。

　　吴灵芬带着两位钢琴伴奏老师，从零开始研究课程体系。师资是第一个难题——在音乐学院找不到合适人选，她就去社会上招聘。

　　“合唱指挥不是纸上谈兵，光讲理论没用，得能写能排。”吴灵芬说。校方无法为校外教师发薪，她就通过中国合唱协会自筹经费。几年后，因教学质量屡次被评优，这一做法正式被学校教务处采纳。这种“先做起来，再等认可”的行事风格体现在了吴灵芬此后许多教育实践中。

　　吴灵芬对合唱的理解超越了技术层面：“合唱是每一个人学音乐的基础，它集纳世界各国的经验，能培养一种合作意识：同学之间互相帮助、互相倾听。我听着你的声音，把你的声音跟我的声音合上。这样一种训练，就会让大家愿意合作，愿意互相帮助。”

　　“合唱队里没有我，只有我们。”在吴灵芬看来，这句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国民精神的体现。她从不把合唱视为一种“文艺活动”，而把它理解为一种社会情感的修复机制、一条人格养成的必经之路。这种将艺术教育与社会伦理紧密关联的视角，让她对每一场排练、每一次授课都怀有敬畏。

　　从“合唱大国”到“合唱强国”

　　从1997年到2020年，吴灵芬频繁担任国际合唱比赛评委。一个事实让她苦恼了20多年：中国合唱队90%以上存在音准问题，被外国同行戏称“跑调专业户”。

　　“中国人唱自己国家的歌还跑调，在别人看来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吴灵芬说。那些年，她在评委席上眼睁睁看着中国队的音准偏差被记在评分表上，内心无比焦急。

　　比跑调更严峻的是作品匮乏。有一次国际比赛，参赛队伍纷纷选择自己国家的特色曲目，但几乎每个中国团队都唱《掀起你的盖头来》这首歌，重复频率太高，以至于“外国评委都会唱这首歌了”。更令人尴尬的是，曾有外国评委在听完中国参赛队伍演唱后向她表示，如果这首曲目由他们的合唱团演唱，将比中国团队唱得更好。

　　人才的流失也令人惋惜。因国内合唱团识谱慢、音准弱，许多海归作曲家回国后发现写出来的作品无人能唱，最终只好重返海外，把新作品交给外国合唱团首演。

　　在种种挫折的背后，吴灵芬看到的是一个结构性困局：前端缺乏音乐普及教育，孩子们从小没有建立稳定音高与节奏感；中端师范院校输送的师资不足，许多学校没有专职音乐教师，美育被视为“可有可无”；后端缺乏新作品的首演机制，作曲家不敢写，合唱团不愿唱，观众不爱听。

　　吴灵芬感慨道：“我们合唱人口多，几十万个合唱队，可以说是个合唱大国，但还远没有成为合唱强国。”她认为，音准薄弱、作品匮乏、人才流失这三重困境正是合唱“大而不强”最直观的体现。

　　症结在哪里？吴灵芬一针见血：基础教育断层。在发达国家，哪怕50个学生的学校也配齐音乐老师；而国内许多学校没有专职音乐教师，合唱活动多为应付比赛，三周或一个月突击排练一首歌，偏离了艺术教育循序渐进、涵养人格的根本宗旨。

　　破局之道在哪里？吴灵芬一直在寻找。近年来，她欣慰地看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在广州、杭州等城市，中小学校先培养师资，再训练学校合唱队，学生可以做到“拿谱即唱”。

　　吴灵芬将这种做法概括为“唱起来—合起来—复杂化”三阶段：先让大家开口唱，建立基本音乐信心；再分声部合起来，培养声部平衡与和声感知；最后挑战复杂作品，追求艺术表现深度。这样一来，作曲家发现合唱队能唱了，胆子就大了，写得越来越复杂；合唱队迎接挑战，能力越来越强，形成一个创作与演唱互相成就的良性循环。

　　2012年，吴灵芬牵头创立了以音乐老师为主的Harmonia和谐之声室内合唱团。团员们以歌者视角感受前沿音乐作品与理念，再传递给更多合唱人。同时，吴灵芬不停奔波于全国各地需要她的地方，把毕生经验、国际视野与行业资源倾注于青年教师培养与基层平台搭建。“我不需要太多荣誉，有一天老了，人家说我是个‘好老师’就足够了。”她说。

　　合唱艺术的本质不在于旋律的华丽，而在于“和声”的生成。每一个声部都必须放弃成为主角的执念，在倾听中调整自己的音色、力度与呼吸，最终让无数差异性的声音在垂直方向上达成共鸣。吴灵芬的求知和探索就是一首漫长的合唱——她是旁听唱诗班圣咏的小女孩，是世界合唱比赛的评委，是毅然改学合唱指挥的音乐家，也是一砖一瓦搭起合唱教育平台的教育家。

　　如今，她仍在奔走，带着60多年的经验、走遍世界的见识、对合唱教育的全部热忱。“我心里始终存着旋律，我坚信不论社会如何变化，真善美的声音永远不会沉没。”

　　60多年躬身实践，吴灵芬将这一美学法则翻译为一种教育伦理：一个懂得倾听的人，才懂得合作；一个懂得倾听的民族，才懂得共生。

　　对话

　　问：您如何理解当下倡导的“新大众文艺”？合唱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答：合唱本身就是最典型的大众文艺，它的根就在群众中间。现在全国有几十万个老年合唱团，为什么？因为老年人退休以后，最需要的是找到归属感和快乐，而唱歌恰恰能同时满足这两点——他们找到伙伴、找到精神寄托，这比任何物质关怀都管用。所以合唱不只是艺术，更关系到社会建设。这是老龄化时代最自然、最廉价也最有效的“精神基础设施”。

　　问：您怎么看待彩虹合唱团这类深受年轻人欢迎的新型合唱团体？

　　答：彩虹合唱团的艺术总监金承志是我的学生。当年有记者问我，说你这个学生在台上搞得“五花八门”，你怎么看？我说年轻人唱的歌受到大家欢迎，有什么问题？关键是看内容是否健康向上。听完一场音乐会，如果大家都跟着学坏了、去打架了，那这场音乐会就失败了。形式新不新不是问题，引导者的素质和水平才是根本。人“正”了，形式再新也没问题。

　　问：您如何看待当下青岛涌现的众多专业与基层合唱团，如青岛音协合唱团、XUAN了合唱团等？

　　答：我对这些团队充满敬意。大概20年前，我就接触过青岛音协合唱团，2000年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百人大合唱就是我指挥的。近年来，这个合唱团成长迅速。XUAN了合唱团这样的年轻团队能够去各地巡演，受到年轻人的喜欢，说明合唱正在从殿堂走向生活、从任务走向自觉。这些合唱团的价值远超艺术本身，它们是修复社会情感的毛细血管。

　　合唱的本质是什么？是合作意识的培养——同学之间互相倾听，你把你的声音和我的声音合在一起，这种训练让人愿意合作、愿意互相帮助。当今社会如果缺少这种集体歌唱的传统，合作意识就容易淡化。所以，我们今天看到青岛也好、全国也好，合唱团越来越多，这不只是艺术现象，而是社会需求的真实投射——在AI什么都能替代的时代，人们反而更渴望真实的声音联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