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报全媒体记者  刘文超

　　午后阳光正好，95岁的单传增时常坐在桌前，轻轻擦拭自己的军功章。从14岁穿上军装成为医护兵的那天起，他就将“救死扶伤”刻进了生命的年轮。

　　1930年5月，单传增出生于山东泰安。他的父母和叔叔单洪都是山东省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党员。1937年，日军占领新泰新汶煤矿，单传增所在的东蒲家庄，大部分村民被强征到煤矿干苦力。叔叔单洪被派到新泰组织徂徕山武装起义，与日本侵略者作斗争。

　　然而，汉奸的告密让这个革命家庭遭受灭顶之灾。日军突袭单传增家和单洪家，一把火烧毁了他们的房屋。当时，单传增正随父亲外出传递情报，侥幸逃过一劫。

　　三天后，父子俩返回家园，眼前只剩断壁残垣，单传增的母亲和弟弟妹妹也不见了。浓烟缭绕中，年幼的他攥紧拳头。“那时候我就想，一定要把日本鬼子赶出去，让中国人不再受欺负。”回忆起这段往事，单传增老人声音颤抖。

　　为保护革命后代，党组织将10岁的单传增送往解放区的刘杜村抗日小学读书。在这里，单传增学到了文化知识，也接受了系统的革命教育。“抗日小学开启了我的灵魂之窗，老师教我们懂国情、明大义，我们参加革命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单传增说。

　　1944年底，14岁的单传增与12名同学加入八路军，成为一名医护兵。

　　单传增先后在山东军区三分区卫生所和山东军区华野15医院任护士长、助理军医，参加过石桥伏击战、鲁南战役、徂徕山战役等重大战役，用医术践行着报国誓言。

　　第一次立功的经历，单传增至今记忆犹新。

　　那是入伍后的第三天，14岁的单传增在第三军分区卫生所当护士。当时卫生处处长在讲课中提到，战场消毒全靠蒸锅，效率低下且杀菌不彻底，若能有高压锅则能极大提升救治效果，可部队根本没有这样的设备。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单传增突然想起，张庄煤矿的日军卫生站里或许有高压锅——那是侵略者掠夺资源时留下的“战利品”。

　　随后，他把这个想法立刻向上级汇报。经过周密部署，上级安排一个班的士兵与单传增一同行动。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他们化装成老百姓，借着夜色掩护悄悄潜入日军卫生站。单传增凭借对地形的熟悉，带领战友们精准找到药品储藏室，不仅搜出大量急需的药品和高压锅，还意外发现了一台发电机。

　　行动大获全胜，单传增和战友们被记三等功。战地记者采访单传增团队时还为他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中的他精神饱满，眼中闪耀着信念坚定的光芒。“这份信念，支撑着我一生敢担事、不怕难。”这张照片单传增视若珍宝，始终摆在家中最显眼的位置。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正在前线救治伤员的单传增和战友们相拥而泣。老人回忆起那一刻，眼中闪烁着泪光，“我们的战争是正义的，正义的战争一定能胜利，因为我们有人民的支持”。

　　1947年3月3日，单传增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军医，单传增在战场上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荣立集体二等功2次、三等功7次，被评为五好医生和五好战士。荣誉的背后，是无数个与死神赛跑的日夜，是那些未曾留下姓名的战友用生命换来的守护。

　　在单传增刚被提升为护士长时，石桥战役中的一次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战场的残酷与战友的情谊。当时，医护人员正忙着从前线运送伤员，单传增和战友抬着一名八路军战士路过河套。突然，一名受伤的日本兵从湿地里爬起来，举枪瞄准了他。

　　千钧一发之际，担架上的战士猛地从担架上滚下来，单传增身体瞬间失衡，子弹擦着他的后背打中了急救箱。没等他回过神来，那名伤员已忍痛击毙了敌人。

　　“我一直想感谢他，可当时忙着救治其他伤员，连他的名字都没来得及问。”老人叹息着，眼中满是遗憾，“他不顾自己的伤救了我，这份恩情我记了一辈子。”

　　1979年12月，单传增转业到青岛港务局港口医院任院长兼党委书记。在新的岗位上，他依然秉持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港口职工和当地群众的健康保驾护航。

　　1985年退休后，岁月仍未能羁绊他前进的脚步。90岁高龄时，他仍辗转贵州山区、西部高原义诊，为工厂职业病患者送去药方。他还将70余年积累的中药配方无偿捐献给药厂。

　　“我是个医生，能让更多人好好活着，是我最大的福气。”面对来访者，单传增总是这样说。从战火纷飞时的少年到如今白发苍苍的老者，他的人生始终围绕着“奉献”展开，“我是党培养的医务工作者，把伤员当作亲人，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是一辈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