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立涛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的重要命题，表明中华文明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进入新的文明发展阶段。中华文明作为人类历史上未曾中断的原生文明，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和道德观。中华文明现代转型既要实现传统文明要素的创造性转化，又要构建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知识生产体系。在“两个大局”的历史背景下，构建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自主知识体系，既是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历史命题，更是应对“人类文明新形态”建构的时代课题。

　　从“文化自觉”到“知识自主”的现代转型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文明是与社会进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以一定的形态存在和表现出来，推动文明进步的决定性因素应归结到物质生产。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本质上是中华民族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和智能文明、从封闭型文明向开放型文明的结构性跃迁。当传统“经史子集”的知识分类无法解释蒸汽机的轰鸣，当“修齐治平”的价值体系遭遇资本全球扩张，文明转型的深层矛盾便转化为知识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革。

　　近代以来，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知识界经历了从“师夷长技”到“以俄为师”的探索历程。在殖民现代性冲击下，中国知识界曾陷入“文化本位”与“全盘西化”的二元对立。严复“中体西用”论、胡适“全盘西化”论、梁漱溟“文化三路向说”等思潮的交锋，实质是不同文明转型路径的知识表达。但他们大都受限于资本主义文明的范式框架，未能突破“西方中心论”的认知牢笼。而毛泽东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未来中国建设的文化应该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他指出对于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批判地吸收和继承，强调文化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这为文明转型确立了知识坐标。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持续推进中华文明的知识体系建设。

　　进入新时代以来，“两个结合”的提出将中华文明转型提升到新境界。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要把优秀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文明转型中的提炼不是简单地概念移植，而是通过唯物史观的立场方法，对传统知识谱系进行解构与重建。例如，将“民惟邦本”转化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天人合一”升华为生态文明理念，实现了传统话语向现代知识范式的转换。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双重激活

　　构建中华文明现代转型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在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知识论融合。这种融合不是外在的形式拼接，而是通过实践哲学的中介，创造具有中国特质的文明认知新范式。

　　以唯物史观重释文明连续性。中华文明“尚象重史”的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具有深层契合性。先秦的“精气论”、两汉的“天道自然论”、南北朝的“神灭论”、宋元明清的“气本论”等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哲理，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相契合。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阴阳和合的辩证思维、中庸适度的调和思维等中国古代唯物论极具辩证色彩，同唯物辩证法相契合。良渚玉琮的神人兽面纹与《周易》“观物取象”的思维，三星堆青铜神树与《山海经》的宇宙想象，这些物质与文本共同构成的“文明记忆库”，需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进行谱系学梳理。对“大一统”观念的考察，既要看到其维护国家统一的历史进步性，也要批判其封建专制残余；既要揭示其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因，也要阐明其在现代民主政治中的转化路径。

　　以实践认识论重构知识生产机制。中国传统“知行合一”理念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结合，为突破“知识专业化陷阱”提供方法论指引。实践是认识的来源，真正的知识创新永远来自文明实践的最前沿。构建中华文明现代转型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扎根“四个伟大”的鲜活实践，从脱贫攻坚实践中提炼反贫困理论，从“双碳”目标实现的实践中创新生态经济学，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实践中重构全球治理学。

　　以矛盾分析法处理文明关系。费孝通“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文明观，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共同构成理解文明互鉴的坐标系。如今人工智能快速迭代，人类面临人机关系这一崭新课题，构建中华文明现代转型自主知识体系既要警惕“技术决定论”导致的文化达尔文主义，也要反对将传统文化符号简单商品化的“文化景观化”倾向，处理好科技与文明的关系，让现代科技成为文明传承的创新载体。

　　话语体系、学科体系和传播体系的协同突破

　　构建中华文明现代转型自主知识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话语体系、学科架构、传播范式三个维度协同推进。

　　在话语体系建设方面，要完成从“被表述”到“自主言说”的转变。近代以来形成的“封建/现代”“传统/进步”等二元话语，往往隐含着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暴力，没有摆脱西方叙事范式的影响。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要重新阐释“天下体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关联，辨析“礼序乐和”与社会主义和谐观的内在承继，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古代丝绸之路的精神遗产贯通理解，在话语体系构建中重塑文明对话的话语规则。

　　在学科体系架构方面，要打破西方学科分类的知识垄断。敦煌学研究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转变，揭示出学科自主的关键在于方法论创新。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要推动“新经学”对古典文本的现代转化，发展“中国阐释学”建构自主理论工具，探索“数字人文”赋能文明研究的新范式。例如，山东大学“全球汉籍合璧工程”、清华大学“清华简”整理研究等实践，就是学科体系重构的有益探索。

　　在传播范式转型方面，要实现从“文化输出”到“文明互鉴”的战略升级。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建立在创造性转化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优势，推进知识体系的传播范式创新。例如，故宫博物院通过数字技术让文物“活起来”，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节目以现代美学重构传统意象。青岛作为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枢纽城市，其海洋文明特质与“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的实践，为探索陆海文明对话新机制、促进中华海洋文明传播提供了现实场域。青岛要立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海洋强国的实践，推进中华海洋文明的交流互鉴，为构建中华文明现代转型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岛力量。

　　构建中华文明现代转型自主知识体系，本质上是一场静水深流的文明革命，既不能陷入“文化原教旨主义”的泥潭，也不能沉溺于“技术乌托邦”的幻象，需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守正创新。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节点，中华文明现代转型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已超越单纯学术范畴，成为文明存续发展的战略工程。当中国用“小康社会”注解现代发展，用“绿水青山”诠释可持续发展，用“共同富裕”超越西方福利理论时，一个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品格的知识范式正在形成。构建中华文明现代转型自主知识体系，不仅是中华文明浴火重生的必由之路，也是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的中国方案。

　　（作者单位：山东科技大学 本文系2024年度青岛市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项目批准号：QDSKL2401095）；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课题(项目批准号：ZK01202401041）资助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