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宝安

　　2025年1月1日，惊闻老社长刘笃义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我既惆怅又悲伤。他是青岛出版社的奠基者，同时也是我的领导、前辈、朋友和出版事业的引路人。尽管我此前已获悉他与病魔抗争，曾陷入病危，但依旧无法止住痛心的泪水。

　　我与刘社长相识于1984年，经历了相识、相交、相知的过程。他是山东潍坊人，曾任   《大众日报》驻青岛记者站站长，《大众日报》社党委常委、经济部主任记者。1984年7月，青岛市出版办公室正式改为山东人民出版社青岛分社（后改为山东省出版总社青岛分社），他被调任为青岛分社社长，青岛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党委书记。

　　筚路蓝缕 创业维艰

　　分社草创，一穷二白，既没有办公场所，也没有经费，可谓是从荆棘中拓荒。刘社长曾戏言：“养头驴还得给个驴槽呢，出版社总得有个办公的地方吧。”他几番奔走，从山东少儿出版社和青岛市财政局各申请了15000元作为启动经费，又向新华书店借了四间房子作为办公室。就这样，青岛出版事业的幼苗发芽了。

　　青岛出版办公室原有两个刊物《红蕾》《小葵花》，一直陷于亏损。分社成立后，每个人都身兼数职，既是编辑又是发行，不但要搞好日常的案头编辑工作，还要收发货和催款。在刘社长的领导下，分社风生水起，两个刊物后来实现了扭亏为盈。

　　1984年夏天，山东省小学语文研究会的教研员们在青岛召开研究会，与会者希望《小葵花》《红蕾》的编辑能协同来做“看图说话”栏目，编辑出版一本图书。刘社长认为这是实现分社突破的绝佳机会，当即接受挑战。

　　《看图说话·看图作文》书稿编成后，由于青岛分社没有自己的书号，我们与山东教育出版社合作，才使书籍拥有了“正式身份”。书号的难题解决了，又遇到印刷纸张的供应问题。为了尽快把书印出来，刘社长东奔西走，四处交涉，甚至摔伤了腿，最终采购到全部印刷用纸，保障了书籍的顺利出版。在巅峰时期，这本图书创造过发行量700万份的辉煌成绩。刘社长曾深情地说：“我们徐州路的办公大楼是用学生学习的卡片盖起来的。”

　　1986年9月，青岛出版分社新办公楼在徐州路77号奠基。1987年，青岛出版社正式成立。从此，青岛拥有了一家在文化上大有作为的国有专业出版机构。

　　艰苦奋斗 躬行践履

　　在青岛出版社的创业期，不分领导和普通工作人员，体力活人人有份。在很多老同事的记忆里，依旧保留着刘社长扛着大包、花白头发在风中飘扬的画面。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了节约经费，《红蕾》《小葵花》每月的邮发打包、一年两季的教辅图书分发装车，都由社内工作人员亲自动手。刘社长不因自己是领导就袖手，而是率先参与其中，尽管年届六旬，但对扛包和装车从不回避。

　　当时社长出差的待遇和普通工作人员并无二致，他和发行人员一样带着青岛的咸菜、火烧，星夜兼程奔赴不同城市。他的工作风格成为青岛出版社的底色、青岛出版社人的集体素养，并被传承下来。

　　1989年，中国出版贸易促进会首次召开国际出版贸易洽谈会，刘社长背着咸菜、火烧和参展的样书乘火车去深圳参会。我们一次也没舍得去饭店吃饭，始终靠自己带的干粮果腹。会议结束后，我们依旧选择坐20多个小时的火车返程，这样不但节省开支，还能到沿途城市书店进行调研。

　　火车抵达武汉，我们下车分头行动：刘社长去拜访武汉出版社的社长，我负责跑书店、了解民营书店的情况。

　　我问刘社长：“您要不要去看看民营书店的情况？”他说：“我当然要去。你不要介绍我是社长，就说我是老编辑。以你为主谈业务，我在旁边做调研。”我和书店经理沟通期间，刘社长始终以我为主角，放开让我来谈。经过这次推销，每种书的订货都达到5000 册以上。在充满竞争的时代，一个人不可能靠单打独斗完成一项事业。领导给予信任，让我们尽情施展手脚，多么难能可贵！

　　重视人才 选贤任能

　　青岛出版社正式成立后，时任国家出版局局长的边春光曾对刘社长说：“青岛出版社的发展不是多找几个编辑的问题，出版系统懂文字、会看稿的人容易找，懂经营会发行的人才是关键。出版社要培养一批合适的经理人，当务之急是有人能做好出版的图书宣传、推广、销售，让更多的青岛版图书进入读者视野，这是最主要的。”

　　刘社长深以为然。《老一辈出版人口述实录》中，刘社长曾说：“我比较重视人才，喜欢有本事的人，很愿意吸收这样的人才到我们出版社。我们是综合性出版社，需要多方面的人才，那个时候招收人才不容易，招大学生也并非易事，有时要‘求爹爹告奶奶’。”

　　很幸运，我被他选中挑大梁，担任第一任发行处处长，兼任青岛市新闻出版局发行广告处处长。我至今还记得他和我的谈话：“宝安，你是社里最年轻的处级干部，有过书店工作经验，懂得出版，也懂得经营，我希望你把这个大梁挑起来，我也相信你能干好，不辜负党委对你的信任。”

　　刘社长在生活上对我也很关心。我有一次出差回来后，高烧不退，他带着社领导和人事干部一起上门探望，令我格外惊讶，也倍感温暖。有时即使批评我，他的言语也是和蔼的，如同父辈关怀晚辈。

　　明确方向 蓬勃发展

　　青岛出版社成立之初，我们不熟悉如何贯彻出版政策，摸不到制定选题、实现双效、团结作者的门路。刘社长亲自登门，诚心诚意邀请中宣部出版局老局长许力以担任青岛出版社顾问。

　　许老局长多次强调，做出版工作，一要有理论功力，二要有文字功力，三要有语言功力。只有把这“三力”发挥到极致，才能报效我们的国家。

　　这点“微力”重可千钧。许老局长对我们的出版方针、办社基本原则、双效关系和出版规律做了指导，还不时提出新想法，让我们茅塞顿开。

　　第一批图书往往决定着出版社的发展走向。然而，成立之初的青岛出版社既无原创选题目标，也无作者团队。许老局长建议我们在做好当地文化教育类图书出版的基础上，可以先编纂一些能在国内出版界形成一定影响力的图书。

　　书法教育作为最具有中国传统特点的艺术之一，审美教育价值非比寻常。入选《当代著名书法家作品精选》的书法家名单是由许老局长引荐的著名书法家、书法评论家刘正成拟出的。此后，《当代著名中国画家作品选》《当代中日著名女书家作品精选》两部作品出版。三部作品集立意高远，影响广泛，让青岛出版社获得了业界的认可，同时丰富了青岛出版社的珍贵字画收藏。此后，青岛出版社与崔子范先生的合作、与俄罗斯油画界的合作，包括成立青岛出版艺术馆，都得益于这三部书。

　　刘社长在《老一辈出版人口述实录》中说：“1991年，我就感觉到没有激励机制不行，有的人干得很多，拿得不多，这样积极性调动不起来。” 最早一稿的“目标责任制”就是由刘社长起草的。

　　这个“目标责任制”后来由翁文庆副社长主持修订，翁社长退休后，由我担任“目标考核”办公室主任，坚持弘扬“用制度和机制让每个人像干自己的活一样，当好主人，多劳多得”，发挥个人的能动性，从而为青岛出版社的发展奠定了基石。

　　献身出版 坚持信仰

　　刘社长始终坚守“以文化人、以文树人、以文育人”的社会责任，把“社风正派，书品高洁”“传承文化，传播知识，传递幸福”“向时代呈送一流的阅读产品”作为基本的理念，正是有了刘社长这位第一掌舵人，为后来青岛出版社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刘社长退休后身体欠佳，日常行走艰难，然而，但凡退休干部党员活动、党课学习以及党费交纳等事务，他必定亲力亲为，从未有过懈怠，直至身体状况极度恶化，失去自理能力。在生命的最后几周，身体多处于昏迷状态，即便清醒，也被病痛折磨，痛苦呻吟。但在那些艰难时刻，唯有两件事能让他展露笑颜：一是重孙子和外孙的探望；二是翻阅《老一辈出版人口述实录》，即使后来无法自主阅读，也会示意我们帮忙翻页。

　　临终前，刘社长心心念念的最后心愿便是在他的遗体上覆盖一面党旗，让这份荣耀伴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

　　光风霁月，荡漾英游；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愿我们的老社长一路走好。

　　（作者系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