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辉

　　进入超高龄社会后，日本的养老体系呈现出居家为基础、机构为支撑、社区为平台的三位一体发展模式。其目标不再是单纯“养老”，而是通过整合多元资源、提供功能维持与尊严照护，使高龄者“在地终老、生活有尊严”。

　　首先，日本高龄人群普遍倾向居家养老。政府数据显示，约80%的老年人选择在家中接受介护服务。这种选择背后，是制度性支持与社会服务体系的完善。例如，日照中心、居家照护站、访问康复团队、生活辅导员等服务网点均嵌入社区，保障老年人在原居住地即可获得连续照护。政府大力推动“地域包括支援中心”建设，作为老年人介护、营养、认知干预、法律咨询的综合窗口，提升了居家养老的安全性与可行性。

　　在机构养老方面，日本发展出多样化服务设施，满足不同层级照护需求。特别养护老人（特养）主要收住重度失能老年人，老人保健施设计（老健）则聚焦术后或住院后的恢复性照护。此外，小规模多机能型居宅介护机构可同时提供日间、入所与居家三种服务，由熟悉的同一团队照护，强调服务连续性与个性化，是近年来广受欢迎的创新型服务。

　　认知症照护作为重点发展方向，越来越多养老机构设置专门认知症单元，配备认知症支持员，实施结构化活动、认知干预与家庭参与机制。同时，认知症支援中心、记忆咖啡馆等社区资源也在全国普及，推动“共生型认知照护”理念落地。

　　财政机制上，日本养老服务主要由介护保险支付。服务对象按介护等级（要支援1-2、要介护1-5）获取定额服务包，个人支付部分依据收入水平设定补贴比例，实现了照护服务的普遍可及与精准供给。

　　尽管制度健全，日本养老仍面临三大挑战：一是高龄化加速带来服务量剧增，特养机构平均等候期达6个月以上；二是人力资源严重不足，介护行业流动率高，依赖外国护理人员成为趋势；三是高龄独居、老老照护问题日益突出，社区支援需进一步强化。

　　对中国而言，日本养老现状提供了几点启示：养老不应仅聚焦“建机构、建床位”，更应构建覆盖居家、社区与机构的服务网络；财政投入应与评估等级挂钩，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应推动认知症早筛与照护体系建设，发展“社区记忆友好环境”。未来养老，应从“被照料”走向“被尊重”，从“身体支持”走向“社会参与”，这正是日本经验所传递的深层价值。

　　作者简介

　　徐辉博士，康复大学康复治疗实验中心主任，于2002年赴日留学，2014年取得医疗福祉学博士学位。师从日本老化预防与老年康复领域的权威专家竹内孝仁教授，并在日本从事临床工作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