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广西桂林通报了一起该市排水工程管理处原主任杨侃“期权腐败”的典型案例。他在岗时为工程老板承揽多个项目提供帮助，却只收了30万元，剩下的好处费约定退休以后再收。

　　这些年反腐败斗争高压态势下，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少了，个别公职人员开始动起了歪脑筋，表面上不敢腐，暗地里却将腐败手段隐形变异、翻新升级，更加难以监管，“期权腐败”就是其中一种。

　　在职不收离职收、在位不收退休收，腐败分子的如意算盘可谓打得精——给贪腐行为打起“时间差”、披上“隐身衣”。

　　一些官至省部级的党员干部，也同样抱有逍遥法外的侥幸心理，受贿超过4.5亿元被判死缓的贵州省政协原主席王富玉就是其中典型。他在感到持续高压的反腐态势后，为了规避监督，就先帮老板办事，退休后再收钱。退休后，他一度认为自己已经安全着陆，主动打电话提醒这些商人、老板，“这个承诺你该兑现了”。

　　不难发现，这类违纪违法分子看似对党纪国法心存忌惮、对逃避监管心存侥幸，本质上还是知法犯法。这些人不是“不敢腐”，反而恰恰是“太想腐”，幻想自己这点障眼法可以神不知鬼不觉。

　　然而，不管掩饰手段怎样高明，终究不过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根据纪律处分条例有关规定，党员无论在职、离职还是退休违纪，都可以对其进行党纪立案，并给予党纪处分。最高人民法院也明确，“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与请托人事先约定，在其离退休后收受请托人财物，构成犯罪的，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防范破解“期权腐败”，不仅要在腐败分子退休后掘地三尺，更要加强对公职人员的全周期管理，扎紧制度的篱笆，让腐败分子没有空子可钻。吴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