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长，您想管吗？”“领导，打电话问过了就算解决过了吗？”面对主持人的犀利发问，政府官员忍不住红脸擦汗、鞠躬道歉……

　　伴随这些“名场面”走红网络，电视问政再度进入公众视野。面对近期突如其来的热度，有电视问政节目负责人表示，比起公众关注，更在意电视问政是否能“持续存在，办点实事”。

　　问题解决起来快得多

　　11月5日上午，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将针对某地级市一处10年未到位的码头整治拆除问题直播问政。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总监殷敏利介绍，《政风热线》是由江苏省纪委牵头创办，创办初衷是借助“媒体监督”推动政府部门发现并解决工作中的问题。

　　“电视问政”类节目基本有上述属性，由政府部门自上而下推动。据《新京报》报道，最近引发公众热议的《问政山东》，是时任山东省委书记为整顿山东官场作风，点名推出。

　　由于电视问政节目与政府部门的意愿深度关联，部分批评者认为，电视问政是政府主导媒体进行的自我监督，只能是一种“有限问政”。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闫文捷表示，不能因此就否定电视问政的价值，她认为，电视问政在目前阶段确实解决了一些地方治理过程中的问题。

　　2022年7月，四川省达州市电视问政节目《阳光问廉》曾曝光开江县普安镇某安置房因政府拖欠工程款10年未交付的问题。

　　之后，开江县委、县政府召开整改会，县政府主要领导前往安置小区安排部署，组建6个专班200余名工人抢抓工期，最终在两个月内完工交房。

　　“凡是上了节目的问题，基本会得到超常规解决。”《阳光问廉》相关负责人王山说。

　　从一方问责到协商

　　行政权力借媒体平台，力促政府工作问题的解决，这是目前我国电视问政的一种典型逻辑。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何志武认为，“问责”只是电视问政的一种形态，其实质在于“对话与协商”。

　　何志武认为，“辛辣问责”虽然会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但由于它大多依赖行政权力推动，官员很难拥有主动性和积极性，从长远来看，未必有利于对问题的理性探讨。

　　社会治理中的一环

　　采访中，几档节目的负责人都表达了相似的意思，他们认为电视问政不仅仅是面向公众的节目，同时也是地方社会治理中的重要环节。

　　何志武说，从“管理”到“治理”，最根本的变化在于协商过程的强化，而媒体问政是多元主体合作、协商的有效方式。

　　“官员参与协商的态度变化，表面上看起来是从不习惯到习惯的过程，实质上是对协商民主或媒体问政的认识进而对公共权利运行规则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何志武分析。

　　同时，电视问政也被认为有助于纾解群众负面情绪。“在城市治理的过程中，公众有时没意识到某件事跟自身有多大关系。”何志武认为，电视问政或许可以唤起公众的参与意识，在全社会形成对话协商的风气。

　　闫文捷认为，电视问政想要持续发展，需要摆脱程式化，创新节目形态，“使它融入基层治理的制度建设过程当中，可以真正在政府和公众之间发挥一种稳定的结构化功能”。 裴思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