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务实，不搞形式，注重实效，是邓小平一贯的工作作风。

　　只有一个秘书

　　邓小平不讲排场，反对繁琐哲学、形式主义。

　　刘邓十万大军，但它却只有一个非常小的指挥统率机关。司令部下设作战、机要、情报、通信、军政等几个处室，每个处少则十来人，多也不过二十几个人，非常精干。刘邓司令部从来不设办公室，不设秘书处，刘邓二人也不编设个人秘书，他们每天办公的地方是编制只有几个人的作战科。

　　在刘邓司令部里，没有繁文缛节，大事小事一齐处理，作战命令当场可下，战略决心及时可定，战役指挥现场即可下达。

　　会议只开了9分钟

　　1949年12月，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他做地方工作与做军事工作一样，工作作风仍然是简单明了，处理问题明确果断。他主持会议，有两大特点：

　　一是开短会。如西南军政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只开了9分钟，没有繁文缛节，没有多余的话，话讲完了，就散会。

　　二是先听意见后做决断。每逢开会，总由各部门先发言，提出问题，大家讲完后，该他发言了，他一二三四五，当回答的回答，当发回研究的发回研究，当拍板决定的立即拍板作出决定。与会人员常常是带着许多问题和疑虑而来，但散会时，每个人都目标明确、任务明确、方法明确。

　　自己动手起草重要文件

　　邓小平坚持自己起草文件和报告，不让人给他写讲话稿。1946年2月，中央致电刘伯承、邓小平：近日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三人小组要到新乡前线视察停战后的情况，要求国共两方的司令官前往汇报商谈，并带一份备忘录给三人小组。刘伯承司令员担心备忘录不能按时写出来，起草人也因时间太短感到紧张。于是邓小平亲自动手，他一边写一边念给刘伯承听，三个多小时一气呵成。

　　邓小平要求文件，哪怕是重要文件，都要压缩文字，重复的话要省略，可以不说的话要坚决压缩掉。1950年9月，西南财政部起草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对五○年农业税征收工作的指示》送邓小平审核。邓小平对这份文件作了很多修改，并写了一段评语：“这个指示内容无问题，文字拿不出去，重复的话很多，至少可省略掉一半。请你们重新写过……”

　　不登载自己的讲话稿

　　1950年5月，西南司法工作会议要出会刊，准备登载邓小平在会议上的讲话。5月29日，邓小平专门写信给周钦岳、胡光西：“鉴于多次经验，各个会议都出专刊，往往流于形式主义，实际上看的人很少，花费很多，而且现在各种专业会议很多，专刊如多，下面同志必感头痛，所以我不主张司法会议出专刊。”他在信中特别提到对自己讲话的处理问题，他说：“我的报告因无时间改，请退司法部存案即可，不必登载。”

　　1951年5月，重庆市总工会王维纲、邵子言写信给邓小平，请他修改在首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稿，准备在大会会刊上登载。

　　5月12日，邓小平在百忙中复信，“讲话记录无法改，除非重写一篇。所以退给你们，不用登了。如果你们认为必要，可摘其中的三二百字放于报刊即可”。

　　解决公文旅行问题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严厉批评公文旅行是官僚主义的主要表现之一，“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邓小平认为，公文旅行和现行的体制有关。他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实行的是“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的明确规定，“以至事无大小，往往无章可循，绝大多数人都不能独立负责地处理他所应当处理的问题，只好成天忙于请示报告，批转文件”。邓小平要求“中央和国家要带头搞集体办公制度，不要再光画圈圈了”。 任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