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永乐大典》高清影像数据库（第一辑）”在国家图书馆正式发布，引发广泛关注。《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编纂的一部大型百科全书，是中华典籍瑰宝。据统计，《永乐大典》副本仅有437册存世，分散于在8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个公私藏家手中。国家图书馆共收藏《永乐大典》224册，约占现存总数的一半。

　　《永乐大典》是怎样诞生的？它流传至今，又经历了哪些曲折的故事？

　　诞生：两度编纂 包罗万象

　　开创永乐盛世的明成祖朱棣，登基伊始就做了一件大事：编纂中国古代绝无仅有的文化宝典——《永乐大典》。

　　笼络文人

　　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役”，用时三年，攻下都城南京，夺取了帝位，改年号“永乐”。在一众士大夫看来，朱棣夺取侄子皇位，可谓大逆不道，朝堂上极力反对新政的声音不在少数。朱棣杀掉了不少像方孝孺这样的文人。

　　为了化解和江南士子间的矛盾，朱棣想到了编书。首先，编书可以转移文人的注意力，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笼络文人的作用。其次，早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朱元璋就欲修纂类书，编“经史百家之言为《类要》”，但未能修成，朱棣的编书之心也算是继承父亲遗志。再加上中国古代历来有“盛世修书”的传统，所以对于朱棣来说，编纂《永乐大典》在情理之中。

　　两度编纂

　　编纂大典，工程宏大，朱棣选中了才华横溢的“大明第一才子”解缙来主持。永乐元年（1403年），收到皇帝的旨意后，解缙召集147人，仅仅耗时一年，就将大典完成，初名《文献大成》。朱棣过目后认为“所纂尚多未备”，不甚满意。于是，大典进行了二次编纂，这次朱棣任命姚广孝担任监修官。人称“黑衣宰相”的姚广孝，实乃一代奇人，他心思缜密，精通谋略，虽为僧人，但同时精通儒、释、道三教，没有一家一派的成见，无疑能确保大典收录内容的公允多元。同时，朱棣还命人在全国筛选了两千多位通古略今、饱读诗文且书法功底深厚的学者，参与这部巨书的编纂。在众人的艰苦努力之下，又花了整整三年，至永乐五年（1407年）才将这部皇皇巨著编成。

　　包罗万象

　　大典编好后，朱棣非常喜欢，遂亲自撰写序言并赐名《永乐大典》。1421年大明都城自南京迁至北京，《永乐大典》也被收藏于紫禁城文楼。

　　整部大典分类编纂为2.2887万卷、1.1095万册，总字数共达3.7亿多字，囊括了中国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各种典籍资料，知识门类覆盖“经史子集”百家之书，包括医卜、僧道、技艺等杂家之言，可谓包罗万象。其间共有2169人参与。定稿完成后，朝廷又在各地征召了大批缮书人进行描栏、清抄、绘图和圈点工作，工作量之巨，难以统计。   唐娜

　　誊抄：正本消失 副本存世

　　《永乐大典》编纂完成后，一直被封存，直到嘉靖皇帝朱厚熜才受到重视。他崇信道教，看重录入了大量道教经典的《永乐大典》。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紫禁城因雷击起火，波及到了存放《永乐大典》的文楼。为此，嘉靖皇帝连下三道圣旨，命人把大典抢救出来。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嘉靖皇帝命内阁大学士高拱和张居正主持《永乐大典》的抄录工作，还令礼部和吏部在全国范围内选了109名书法功底深厚的“抄手”参与大典抄录。为了保证抄本的质量，抄录过程中都不得修改一字，且每人每天只能抄录3页。这一百余人，经过6年努力，终于将《永乐大典》抄录完成。

　　目前，存世至今的《永乐大典》均为嘉靖年间的抄本。关于大典正本的下落，研究者曾有这样几种猜测：随嘉靖皇帝殉葬永陵；秘藏于皇史宬夹墙内；毁于明末李自成起义的战火；毁于清嘉庆年间的乾清宫大火……

　　流失：颠沛流离 命途多舛

　　《永乐大典》副本于雍正年间转移到翰林院敬一亭。

　　乾隆年间编撰《四库全书》时，查找资料，却发现副本丢失了千余册，乾隆帝下诏严查，最后不了了之。嘉庆、道光年间，有官员偷窃《永乐大典》，以每册十两白银的价格卖给洋人。光绪元年（1875年），内务府重新清点《永乐大典》，发现已经不足五千册，而到了光绪十九年（1893年），只剩下八百多册。

　　假借清点之名，很多官员监守自盗，以借书为名，把《永乐大典》据为己有。到了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在东交民巷的翰林院和清军交战。清军竟然以《永乐大典》当成砖瓦，垒成掩体，不日之间，《永乐大典》所剩无几。

　　清末，仅存的六十四册被大臣陆润庠运到自己家中。民国时期，经过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追索，陆润庠把其交还，后交由京师图书馆收藏。经多方努力，北平图书馆收藏的《永乐大典》逐渐增加至九十三册。

　　1933年5月，《永乐大典》随同诸多古籍被转移至上海，存放在公共租界的仓库。上海沦陷时，有六十册《永乐大典》及其他古籍被运往美国国会图书馆代管。1965年，这批图书被转至台湾，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新中国建立后，商务印书馆、北京大学等单位将所藏二十八册《永乐大典》捐赠给北京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苏联先后将沙俄和日本侵略者抢走的六十四册《永乐大典》分三次交还中国。

　　回归：曲折离奇 备尝艰辛

　　2020年7月7日，两册《永乐大典》在巴黎一家拍卖行现身，拍出640万欧元净价，买主是一位中国藏家。

　　《永乐大典》前一次现身是在2014年，在美国洛杉矶汉庭顿图书馆发现。这册大典是一位旅华的美国传教士的女儿于1968年捐赠的，但馆内无人认识中文，一直尘封在仓库里，直到聘请华人馆员杨立维后，才发现了这册大典。

　　2007年11月，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专家组赴各地督导并核查古籍善本。那年在上海核查时，遇到加拿大籍华人袁葰文将手中藏的一册大典带回了国内。

　　1983年发现的一册颇具戏剧性。当年，山东掖县农民孙洪基在县文化馆墙上的挂历里看到《永乐大典》书影，发现与堂弟孙洪林家的古书很像。这一册“天头地脚”（书页上下空白部分）已被裁去，用来夹鞋样。农家妇女虽不识字，但从祖上因袭的敬字惜纸传统，使文字内容得以完整地保存，之后被国图收藏并修复。

　　1974年，在中华书局当编辑的张忱石受命整理新发现的《永乐大典》零册，并影印出版。当时民间对外交流困难重重。张忱石听说日本有一册出现，便托多位访日的朋友查询，没有结果。几年后，复旦大学教授章培恒去日本访问，执着的张忱石又请他帮忙打听。这卷大典刚好影印出版，章培恒订购一本带了回来，终于见到这册大典。  倪伟

　　张元济

　　忍痛割爱献书

　　1951年7月，著名出版家、教育家、实业家张元济提议将旗下藏书楼东方图书馆收藏的21册嘉靖副本捐献国家，获得董事会一致通过。这21册中，有些是在民国时期傅增湘帮张元济代购的，也有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中，商务印书馆遭日军轰炸前所抢救下的“烬余”。

　　因偏瘫病卧的张元济对这些副本十分珍爱，曾说：“此生不能再与此书相见，临别不无余恋也。”从上海向北京运送前，人们特意将这21册书送到他床前，让他再看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