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反家暴工作20余年，李莹见证了反家庭暴力法的出台，“家暴零容忍”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今年全国两会，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在最高法工作报告中掷地有声地表示：“家暴不是‘家务事’，反家暴是国家、社会和每个家庭的共同责任。”

　　为离婚净身出户

　　10年前，李莹收到谢木兰寄来的第一封信。丈夫经常对她非打即骂，喝了酒下手更狠。她一直有离婚的念头，那时候孩子还小，没法离。直到她养育大了儿女，带大了孙子，觉得“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一次”。

　　2006年，年过60岁的谢木兰第一次提起诉讼离婚。但男方不同意，法院没判离。谢木兰选择了离家出走，2013年，她再次起诉离婚，官司拖了一年多。对方表示可以离婚，但她要净身出户。

　　偶然听到李莹做的反家暴节目，谢木兰开始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希望法律能够帮助她争取本应属于自己的那份。

　　“谢木兰净身出户，以近乎自毁的姿态换取了自由。”李莹感慨，在她经手的很多案件中，受害者为了摆脱暴力，宁愿放弃自己的合法权益，财产让步，孩子抚养权也让步。

　　突然的撤诉

　　2016年的一天，李莹的热线接到李凌霄的求助电话。这是一位同样被家暴了40年的妇女。

　　李莹团队沟通妇联为其提供帮助，李凌霄住进了家暴受害人庇护所。这是我国反家庭暴力法确立的一项重要的处置机制，主要功能是给家暴受害人提供一个安全的生活场所。

　　李莹团队代理李凌霄向法院起诉，提交证据，坚决要求离婚。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此案后来急转直下。由于其丈夫生病住院几个月，庭审暂停，在此期间，李凌霄一直在医院照顾他。一个星期后，李莹接到了李凌霄的电话：“特别抱歉，我还是想撤诉了。毕竟是孩子的爸爸，我不忍心不管他。”她补充道：“他说以后家里的钱都由我来管。”

　　李莹分析，管钱这件事对李凌霄来说很重要，因为40年来她在家中从没有享受过主导和掌控的感觉。

　　“我们常认为暴力越严重，反抗就会越激烈，但是家暴案例中，往往受害者结婚时间越长，家暴时间越长，越难离开。”李莹说。

　　受害者需要系统性支持

　　家暴受害者面临的客观困境包括文化的约束，很多人认为家暴是“家丑”，会产生耻感；或者担心离婚后子女受到歧视；也包括经济上的困境，很多受暴人收入不高，甚至没有收入，没有办法单独抚养子女；此外还有社会因素，比如有的地方公权力介入乏力，社会支持系统不足，让受害人有一种无助感和孤独感。

　　但心理上的困境是家庭暴力的特征之一，也是处理家暴的难点。这种心理状态的主要表现首先是习得性无助，长期遭受暴力而无法摆脱，会让她们丧失自信，产生无助感，从而会顺从、认命。另一方面，她们会产生恐惧、焦虑的情绪，害怕对方会给自己更大的伤害。不少家暴受害人提出离婚后，被施暴人继续以暴力相威胁。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对此类暴力事件有一定的规制作用。在李莹团队的实践中，签发后被违反的很少，“基本不敢再打了，说明它是有威慑力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观念的转变，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签发正逐步向好的方向发展。一方面是签发率在逐步提高。另一方面则是签发的时间越来越短。

　　“家暴受害者需要的并不单单是法律援助，而是整个系统性的支持。”李莹说。　　　　 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