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日报社/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

　　公元868年，大唐王朝的子民王玠借助时兴的雕版印刷术刊刻佛经。而他不会料到，其中一卷为父母祈福的《金刚经》，不仅让他的孝心名垂千古，也让中国的印刷书籍比欧洲最早的印刷品古腾堡《圣经》年长了近600岁。

　　这部总长五米的卷轴书，不只有经文，卷首还配有一幅精美版画（“扉画”），与书中所记佛陀与弟子对话的场景呼应。画中人物表情生动，衣褶细致入微，菱形花格地砖凸显画面布局的繁复有序，这也是世界上有确切纪年的第一幅木刻版画。

　　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人们必须一笔一画手抄经文，而佛教的兴盛所引发的对于复制的需求，催生了这一技术革新。如今这件一千多年前的珍宝躺在英国国家图书馆的藏品柜里，借助学者李晓愚教授的新书《瀛海寻珍：海外藏中华插图古籍览胜》重回国人视野。而我们即将讲述的，并不是一部创造历史的唐代刻印经卷如何在一个叫王圆箓的道士和识货的英国佬斯坦因的“合谋”下离开敦煌千佛洞的石窟远涉重洋的故事（类似的故事曾不只一次在敦煌上演，其中还包括书中提及的一部捺印千佛卷，它由另一位眼光非凡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攫走，如今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而是与它同样流落海外的那些图文并茂的初代“图画书”里曾经记录的情感与日常。

　　插图古籍不只承载知识信息，更是精心打造的艺术品，折射古人的精神生活：《金刚经》扉画中的佛陀说法图寄托着古人对于亲人的美好祈愿；《无双谱》中精彩的人物肖像和匠心独具的装饰边框，令人怡情悦目，又暗含着古人的历史观；《湖山胜概》中生动精美的图画所展现的，则是古人“卧游”以及图书作为一种审美之物的时尚刚需……李晓愚在《瀛海寻珍》中道：这些古籍中的图画兼具“艺术图像”和“历史图像”的双重属性，既可以带给人们视觉上的愉悦，也可以成为探索古人生活与精神世界的“密钥”。

　　2026年5月，法国通过了一项关于文化遗产归还的法案，那些承载着古人的经验与活法的老物件终将回归故里。这些初代“图画书”所呈现的不仅是书籍本身的胜景，更带来古人生活世界的胜景，它们让我们与遥远的过往发生互动，如一位寻访手抄本的英国学者所言：“我们与很久以前的男男女女共享了一件艺术品，共享了该艺术品带来的愉悦感，并借此鲁莽地偷窥了他们的生活，还乐在其中。”

　　冯道力推而苏轼质疑的阅读方式

　　想象一下，如果你穿越到宋代，作为一个读书人，终于不用再像唐代书生那样，一笔一画手抄经籍，只需到街上的书肆溜达一圈，就能买到科举考试所需的全部教科书，连教辅材料、高分秘籍也可一并拿下……

　　这要感谢一个叫冯道的人，就是那位不久前出现在热门电视剧《太平年》里的五代名相，一生侍奉四个王朝十二位君王。正是这位老谋深算的“长乐老”，力主推广当时兴于民间的雕版印刷术来刊刻儒家经典，并亲自主持刊刻了包括《易经》《诗经》《礼记》《左传》在内的九部儒家典籍，开创了历史上大规模雕印儒学著作的新纪元。

　　而如果你以为一项带来知识普及传播的技术创新将无往而不利，那就错了，即便到了雕版印刷的印本已经普及的宋代，儒家士大夫中对于新技术提供的书籍获得与阅读的便利依然态度谨慎。苏轼就曾不无忧虑地感慨：“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苏轼担心图书的获取过于便捷，反而让读书人放弃了抄本时代字斟句酌、反复咀嚼的习惯，导致一种粗疏的学风。因此，他本人即便身处印本时代，依然保持着抄书作为“日课”的旧习。

　　《瀛海寻珍》给予我们另外一个视角，即影响新技术扩散有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这项创新与社会体系下个人价值观、信仰、生活经验是否兼容。遥远的古人与我们一样，总是在新与旧的更迭中徘徊挣扎。

　　书中还特别提及初代图画书的读者普遍传承的一项新传统。吴越国王钱俶所建雷峰塔中珍藏的经卷五代刻本《宝箧印经》，这部现藏于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经书，被发现时卷成拇指大小置于雷峰塔的空心砖里。民国时塔倒经现，引得吴昌硕、叶恭绰、吴湖帆等一众民国名士争相抢购。而名士们更依照个人品位像对待历代珍贵书画和碑石拓片一样，在卷子上增添题记、插图内容，末代皇后婉容的老师陈曾寿还曾与多位挚友题写诗词与经书装裱在一起，借塔之劫难抒孑遗之情，俨然一个书中的“朋友圈”。这拨操作可比那些惯常在书中划线题记的现代读者风雅妄为许多了。

　　关于初代图画书的传承演进，还有一个大学士张居正亲自编撰的绘本读物从皇家课本演变为坊间畅销书的范例。这本名为《帝鉴图说》的初代绘本，从晚明到清代，读者群体不断变迁。而《瀛海寻珍》也借此向自己的读者表明，一部书绝不是孤立存在、永远不变的物品，它会在变动中不断更新，服务于新的目的，表达新的意义，吸引新的读者。

　　图书原来就是“左图右书”

　　南宋史学家郑樵曾言：“图成经，书成纬，一经一纬，错综而成文。古人学者，左图右书，不可偏废。”用图像来传达文字传达不了或不清的信息，并非现代人的发明。在古代，就有一种专门传递视觉信息的重要载体——版画。

　　雕版印刷术在宋代普及，促使“图”成为一种新的知识媒介，而在没有图像辅助之前，建筑、针灸、解剖、药学这些依赖视觉呈现的知识，只能靠口耳相传。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有一部图解儒家经典《周礼》的书《周礼文物大全图》，虽非宋代原刻本，而是明万历的修订摹刻，还是能约略见到宋刻的风貌。书中，文字和图像出现在同一空间，这也是中国古籍的独特处。

　　同样是因宗教而兴的印刷术，欧洲广泛采用的是活字印刷术，分散的活字须在框架中排列成型，插图则与之互不相干，之后铜版画取代木刻版画，虽能更能细腻展示光影明暗层次，但须单独印制，独立于文本之外；而中国虽比欧洲人早五个世纪发明活字，却选择了雕版而非活字作为主要印刷手段，这种由木刻雕版技术带来的图文混排形式，为确定图像的语境提供了便利，让古代读者可以更好地体验文图互相激荡的阅读乐趣。

　　那么刊印初代图画书的出版机构又是如何行事的？《瀛海寻珍》特别记述了日本内阁文库藏《事林广记》的盈利秘诀。作为一本日用百科全书，也就是所谓的“日用类书”，这部《事林广记》的插图虽不够精良，却足见其捕捉时尚热点、读者至上的服务宗旨。从封面就可以看出它是如何招揽读者的：书页两边用一副对联“事物万殊俱类聚，古今一览尽精微”点明其社会应用价值，而“增新”和“新刊”二字则彰显其时新的卖点，“纂图”二字则表明其插图类型的丰富。类书的刊印往往有诸多刊本，这部日本内阁文库藏的刊本即是元代至顺年间西园精舍的刊本，这是福建建阳地区的一家商业书坊的牌号。

　　从宋代至明代，福建建阳是全国最重要的出版中心之一，但北宋末年的大学者叶梦，也曾如是谈论当时全国出版情况：“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

　　一场艺术品级别的“卧游”

　　图画书与旅行之间始终有种微妙的联系，而一本图文并茂的旅游指南，实际并非现代人的专属。晚明时期的出版人杨尔曾深谙此中之道。在他看来，读者非常容易被书中那些生动的诗文和印刻精美的插画俘虏，从而不假思索地踏上一场或臆想或真实的寻梦之旅。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七年杭州夷白堂刻本《新镌海内奇观》正是书商杨尔曾的成果。

　　在好友为这本书所著的序言中，提及了一个时兴的词汇“卧游”，这是南朝画家宗炳开创的独特旅行方式。《宋书》中记载，宗炳青年时辞官不就，成为一名遍游名山大川的旅行家，老年时他将游历过的山水绘于墙壁，每日坐卧向之，对其抚琴，解释说：“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据说，晚明时，涌现的各种旅游绘本，“卧游”是编者使用频率最高的文学修辞之一。

　　不过，真正能让读者体验“卧游”的品位与趣味的，恐怕还是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的《湖山胜概》这本图画书。巴黎本《湖山胜概》的出版昭示着中国书籍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从实用中脱拔出来，成为珍贵的艺术品，摆放在文人案头或书架上，散发出一种静谧悠闲的气息。

　　为什么一定要表明是“巴黎本”？学者李晓愚特别说明：有两部《湖山胜概》，一部藏于法国巴黎的国家图书馆，另一部则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两部书同样描绘了西湖的景致，同样是诗、书、画结合的彩色套印本，同样都称是万历年间的孤本。然而“并置而观，就可以清楚看到晚明时候两种针对不同受众、功能完全不同的书籍：北京本，其作伪技术令人瞠目结舌，而巴黎本，则是文人雅士置于案头赏玩的艺术品，其精美程度令人赞叹不已。”士大夫阶层创造的最新艺术时尚，马上就被庶民阶层挪用和模仿，而“北京本”，就是一部“仿效与挪用”的代表作。

　　回到“巴黎本”，李晓愚毫不吝啬溢美之词：“书中刻印精美的插图使我可以毫不费力地遥想四百年前明代人的旅行生活，我承认图画中所再现的许多属于当时旅游风尚的点滴，我都曾在明人撰写的旅行笔记中读到过，但眼前的这些图像却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可以让我更加生动地想象过去。”

　　实际上，学者李晓愚著《瀛海寻珍》的缘起，正缘于多年前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寻访《湖山胜概》的经历。这部孤本在20世纪初被法国藏家买走，“二战”期间转卖给法国国家图书馆，漂泊海外120余载，国人未曾有机会谋面。如作者所言：尽管书籍中的知识不断更迭，但隐藏在书页后的那份心绪却古今相通。当我们通过古籍实现与古人的共情，这些古籍也会变得温暖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