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 魏

　　在马年的春天读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作家伊雷内·索拉的小说《我给了你眼睛，你却望向迷雾》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它生猛的语言和氛围呈现带来的感官冲击，足以唤醒所有萌动中的生灵。以至于中文译者马科星用“野马”来形容小说的文字：“它们是野马，马蹄有力又迅捷地踏过大地，但它们又是一群有组织的野马，汇聚向某处……这些文字，有时看似暗黑、露骨、刺激，像马群掠过掀起的疾风，令人震撼。”

　　小说锁定在一天里的一所房子内，一个女性家族七代人的记忆与历史聚集于此，道尽甜蜜与痛苦。她会用如“像狍子一样轻柔，像母鸡一样依偎，像鸭子一样狂热”等一系列动物比喻来描绘爱情，也会用身体部分的残缺来隐喻不完美与非理想化的女性形象。与其说这位“90后”女性作家的魔幻意象如同《百年孤独》的变奏风，毋宁说那种将自然、身体、欲望与暴力混杂、不加节制的强烈生命力，正源于新生代女性自身的自由与独特气质。

　　在我们打包这张2026年前后新近面世的女性主题书单时，伊雷内·索拉带来的新鲜震动或可视为某种风向，它打破了人们对女性写作固有的刻板印象，诸如细碎的自我呢喃与宣泄，抑或强硬的女权风尚。我们突然发现，温柔抑或强悍等单一指向的形容词已经过时了，词语带来的，比我们想象的丰富得多——

　　她们书写在记忆中显影的真实甚至残酷的故乡，大胆却不失文学性地写出私密的经血和乳房；或以“女凝”视角的独特，描摹他人身体的细节；呈现背离女性传统气质的热血；将情感关系置于跨越星际的宇宙中；而我们也跟随一位女性学者从文本出发重新认识一位熟悉的一百年前的新女性……

　　透过书单，“丰富”不再是一个敷衍的评语，而是一种可验证的事实：她们都在不同尺度中处理同一件事：夺回被误读、被忽视的自我经验命名权。如同艾德里安娜·里奇在诗集《潜入沉船》中所说的那样：重新打捞词。

　　而我们亦选择“石头姐”艾玛·斯通的奥斯卡封后影片《可怜的东西》的同名原著，作为上述女性创作的对照，它的中文版刚于三月面世。这部出自苏格兰文艺复兴之父阿拉斯代尔·格雷的名著会告诉我们，男性视角之下的奇想叛逆女性主义寓言，是如何书写弗兰肯斯坦式女性觉醒的。

　　一个女性，究竟需要经历多少“东西”，才能在这个世界中想象出自由？这是小说《可怜的东西》的追问，亦是我们集结此书单的主旨。这一次“女性”不只是一种题材，也是一种行动：“她”不断潜入，不断打破被定义的规范，进而重获命名自己与世界的动能。

　　无论如何，这个三月，我们都要庆祝，文学、个人经验以及时代给予她们的丰盛。

　　身体——

　　作为主观世界的入口

　　伊雷内·索拉在《我给了你眼睛，你却望向迷雾》中讲述了一个女性家族的魔幻故事，其间充斥死亡、痛苦、怪癖以及奇特的情欲，浓烈、暗黑，甚至不乏对排泄、分娩等场景直接大胆的描写。而伴随感官冲击的，还有这个家族后代身体上必然存在的残缺，比如缺失了一小块心脏、没有眼睫毛等等，此前面对西班牙记者的追问，“90后”小说家没有具体回应这些残缺背后的象征寓意，而是意味深长地说：“这里存在一种主观性的游戏……更多地关乎每个人看待世界的角度，取决于你怎样看世界，比如你总会觉得自己少了些什么，或者觉得这个世界少了些什么。这同样与我们所继承的信念有关：她们的残缺到底是客观存在，还是说，那不过是一种她们逐渐相信并构造起来的诅咒呢？”

　　在当代女性书写中，“身体”不再是一个羞耻的词汇，而是构成某种隐喻，抑或是进入某个夺回女性主体意识的主观世界的入口。

　　小川洋子在《我们美丽的身体》中描摹各种身体部位之美，其中不乏对不同领域男性身体之美的细描，这并非出于小众的“恶趣味”，而是在重新校准“观看身体”的方式。从被置于某个特定场域的身体的细节出发，比如跨栏的刘翔的脚掌，花样滑冰选手的脖颈，音乐剧演唱者的嗓子，棋士在棋盘上轻轻颤栗的中指……小川洋子表达了对世界与历史的好奇，对生命本身辽阔与秘密的想象，以她的另类视角，我们仿佛也发现了进入大千世界的独特入口。她在自序中的话令人动容：“这本书写的是一些先行于理性思考之外的身体之美，我很想描绘出那些不受理性、常识和计算束缚的自由而潇洒的身体里隐藏着的美……在一个战火不断的理性世界里，我依然愿意相信，人是美的。”

　　成长——

　　以酷烈或和解的方式

　　美国作家丽塔·布尔温克尔也书写身体，拳赛中的女性身体。她们在拳台之外的孤独体验、身体创伤与情感渴望都在她的《拳战》中。残酷的竞技不仅是力量的较量，更是对自我认同、女性力量的深刻追问。

　　布尔温克尔在书中刻画了充满汗水、泪水与希望的青春群像，在她看来，现代世界对人的要求也像拳击对于身体的规范一样明确：别倒下，别分心，别露出破绽，别让你的左手滑落，别让你的脸暴露在对方的攻击范围里。有一句推介评语令人印象深刻：“她的文字也如运动中的身体般强劲闪耀，将读者带入少女时代那个炽热喧嚣的世界”。

　　主人公安迪·泰勒在健身房盯着天窗，刻意“不去想”那些会把她撕裂的过去：溺水的四岁男孩、蓝色的脸、她几乎因疏忽而致死的责任。她逼自己只想技术：身体间的间距、腹部、防守、站姿……此时女作家所书写的是另一种身体样本——作为经验成长的发动机，从汗水、疼痛、恐惧、失控到节律、专注，直至重新掌控自我——当女性的身体成为经验、技艺与命运的载体，成长由此发生。而当一名女性挥动拳头或直视自己的欲望时，她正在拓展“女性”的疆域。

　　如果《拳战》是青春期女性成长的酷烈宣言，那么《暗疾》就是中年女性寻求与自我和解的另一个时间维度的成长物语。

　　作家薛舒在书中描写了四位看似生活平稳的中年女性，她们各自藏着不足为外人道的“暗疾”——那些看不见的痛与痒，蛰伏于婚姻的琐碎，情感的裂隙和迷宫，没有剧烈的冲突，惊天的呐喊，被渲染的决绝出走。人到中年，“反击”不是对抗世界，而是于无声中听惊雷，接住真相的全部重量，以理解、共情穿过隐痛，抵达自恰。恰是那些秘而不宣的“暗疾”，最终成为女性真正成长的催化剂。

　　复调——

　　当词的丰富性大于音量

　　三月，2026女性小说奖长名单公布，评审团概括16部入围作品的共性：它们在国际化的场景与尺度上，展示虚构如何进入“人的混乱现场”，以紧迫感与目的感处理我们这个时代的议题，同时把常被忽略或遗忘的身份与视角带到读者面前。

　　“长名单”的评语如是告诉我们：女性文学正在参与塑造一种新的全球文化意识，即：真正的人类故事必须是由多声部、甚至是不和谐音共同构成的复调。

　　在小说《她和她的决心》后记里，女作家东来坦白，自己的小说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刻意回避女性视角，都以男性为主角展开叙述，她自认为这是一种下意识的逃避，甚至把这称为“写作上的性别错位”，因为“我必须扮演一个男性才能自如地表达”。当她终于在30岁之后摆脱所谓的“错位”才发现，小说中的女性并不需要以强硬的立场自证，那是一种“调低音量”的改变。

　　这正是今天的女性写作正在致力的任务——摆脱被标签化的性别宣言，更自然地写出普遍的人类经验。女性经验不再被关进属于自己的小房间，而是作为人类共同的生命乐章的一部分而存在。她们用更加丰富的词语做到这一点。

　　在法国女作家埃莉萨·秀雅·迪萨潘的新小说《弹珠游戏》中，词语营造环境与氛围：狭窄的洗手间、无窗的卧室、雾霾笼罩的落地窗外以及那座被排空、发霉、却被当作孩子临时卧室的泳池——两面镜子映出无穷镜像，像俄罗斯方块一样必须把方块塞进不留空隙的缝隙里……身体上的闷热、空间的逼仄、代际沟通与语言障碍带来的疲惫，呈现关系的困境。这种写法把“低音量”做成了美学：没有激烈的戏剧冲突，只有情绪的驿动，这种静水流深的克制书写似乎天然带有女性属性。

　　而在韩国作家金宝英那里，情感的张力则在宇宙的无垠与书信的古老之间拉扯：在光速航行、相对论、冬眠、地球废墟和文明湮灭的背景下，我们又将如何理解人们之间的承诺以及一封信的价值。

　　与上述女性书写相比，马华作家马尼尼为的《故乡无用》更显尖锐和极端，极端到近乎咒语：“乳房无用，子宫无用，卵巢无用，美丽无用……我们是家族这代的废物，光明正大的废物。”“无用”是对故乡和家族的定义，也是对女性的定义。同样极端的，是她并不急着给文本归类，拒绝将之归类为小说，“它是什么东西也不重要”，她拒绝被读作“励志”、拒绝被读作“疗愈”、拒绝被读作“受害者叙事”、拒绝被读作“家务琐碎”……她甚至坦白自己不太对读者负责，喜欢句子胜过情节。她说，“文字是尖刀，持续戳刺成功与正常的价值定义”，她将“无用”写成了一种可以端详、转化的出自本真的经验。

　　从《故乡无用》的文体容器，到《弹珠游戏》的无声氛围，再到金宝英的宇宙来信，我们能看到一种世界范围内的共性：女性写作者越来越倾向于让词的丰富性大于“音量”，用一种“不宣判”方式，让经验自己发光、让人的灰度得到尊重。也许这正是当代女性文学更深层的复调。

　　命名——

　　打捞被误读的词

　　如果要为之前提及的女性文学找到一份统一的“证词”，艾德里安娜·里奇的诗集《潜入沉船》再合适不过了。它告诉我们：写作就像是探索沉船，词是目的，也是地图；写作不只是个人技艺，也是集体处境的一种发声方式——

　　许多女性经验中，真正难的不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而是“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找不到词”。词被夺走、被污染、被嘲笑、被误读——于是写作变成抢救：抢救词，也抢救经验。里奇的“潜入”是去找回女性对于现实世界的命名权。

　　这也是作家、学者张莉在《她走过无数人间》中重新梳理萧红的文学世界的价值所在。在她看来，萧红更像是把时代的暴力直接拖进语言，让那些原本“不准入文”的生存经验，硬生生获得了叙述权。她在未被规训的时代用不那么具有文学性的“颗粒度很大”的语言，命名了她的经验，创造了属于她的语言和写作范式。张莉把这种写作的勇气归结为“诚与真”。

　　在三八妇女节的一场活动中，张莉提及萧红的珍贵之处：她没有把自己的文学世界困在男女关系或者男女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里，这一点极为了不起。尽管在现实生活中她格外依赖亲密关系。

　　萧红把女性的身体痛苦与生存真相变成可被说出的语言；而张莉的重读则将这种打捞、抢救词的命名过程传承下去。最终，她们共同完成一件事：在不同时代，以不同的写作，把“我如何活过这时代”写成可传递、可继承的故事。

　　最后，我们将用伊雷内·索拉为小说《我给了你眼睛，你却望向迷雾》所作的自述为这份书单的推介划上句号：“本书的主人公是女性——年老的女性，被认为相貌丑陋、地位卑微、被排除在正史之外、甚至已经死去的女性。我想用自己的方式——从批判性的、当代的和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重新思考历史，讲述故事。”新生代小说家从不避讳自己的“野心”，而据说，这部小说也因文字的疯癫、密集和原始的生命力而无法被影像完整地捕捉和传达。不可影视化，而只用词语来命名世界，这或许正是文学的价值，女性文学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