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米荆玉

　　人物简介

　　秦立巍与马友友、王健并称“华人三杰”，是当今世界乐坛最杰出的大提琴演奏家之一。

　　秦立巍出生在上海的一个音乐世家，获得英国曼彻斯特皇家北方音乐学院奖学金后，师从著名大提琴家拉夫·柯西勃姆、著名音乐教育家竹野大卫等名家。作为一名世界级艺术家，秦立巍与许多国际知名乐团及指挥家均有过成功合作。在获得第十一届柴可夫斯基大赛银奖之后，秦立巍于2001年在纽约获瑙姆堡国际大提琴比赛金奖。他曾两次以独奏家的身份现身皇家艾尔伯特音乐厅“伦敦逍遥音乐会”，与柏林广播交响乐团、柏林音乐厅乐团、洛杉矶爱乐乐团、伦敦爱乐乐团、中国爱乐乐团、悉尼交响乐团和墨尔本交响乐团等有着深入合作。

　　秦立巍现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YST音乐学院，同时担任英国皇家北方音乐学院室内乐客座教授。他于2018年在青岛创办了国际大提琴艺术节，并出任艺术总监。同时他也担任了日内瓦国际音乐比赛、柴可夫斯基国际青少年比赛、芬兰保罗国际大提琴比赛、勋菲尔德国际弦乐比赛等世界顶级音乐大赛评委。

　　核心观点

　　■音乐不能只追求一种表面的美。有些曲子，表面的美非常多，但在适宜让你表现痛苦的地方就不能放一点“糖”来美化它，不能为了美化而美化，不能用瞬间的满足替代整体的格局。整体格局是需要经过挣扎、追求、战争、奋斗之后才能获得的成果，这才是无价之宝。所以，演奏肖斯塔科维奇的这首曲子需要耐心，慢慢地将成果展现给观众。

　　■随着年龄增长、个人成熟，演奏者对作品的理解和处理方式都会发生变化。在原本谱面上，作曲家只写了一个“强”（Forte，谱面标记f），这个“强”可以是“生气”与“兴奋”，可以是《欢乐颂》式的“强”，也可以是“吵闹”的“强”。这四种不同的“强”，你要去认识它——不同的理解有着不同的演奏效果。

　　■我们可以把音乐道路比作十步的距离，只有第一步和最后一步能看出所谓的“天赋”。刚开始把琴拿起来的时候，有的孩子会快一些入门，这是比较浅的一种天赋；从第二步到第九步，要靠努力、培养、运气和个人性格等因素；走到第九步，基本就能在舞台上表现得很好了。但从第九步到第十步，这中间有一些难以言传的东西：有些艺术家一上台还没有开始演奏，第一个音还没出来，就已经吸引住观众。这种艺术家让观众的眼睛放不开他，这种特质难以解释、描述和传授。

　　■对我这个年纪的音乐家来说，肩负的责任是多元化的，从事音乐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现在还能演奏，一年举办五六十场音乐会也没问题，并不一定非要教学。然而，当我将自己演奏积累的经验传授给学生时，他们取得了不小的进步，这非常令人高兴，也是一种非常宝贵的经历。人到中年，就想留下些什么。就像我们在青岛创办的大提琴艺术节，如果五六十年后还在青岛继续举办，而且形成了一种文化传统，这也是我所追求的。

　　3月22日晚，著名大提琴家秦立巍亮相青岛市人民会堂，为岛城观众带来了肖斯塔科维奇的那部以艰深著称的作品——《降E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落座于观众席间，大提琴的声音仿若有着治愈的力量，令人心里产生一种无法言说的触彻感。

　　在今年的春季巡演安排中，秦立巍主要演奏的是德沃夏克的作品，此次参加青岛交响乐团“纪念肖斯塔科维奇逝世50周年系列”演出，他跳出巡演曲目带来了这首名作。这部协奏曲对左手指法、节奏和演奏家的体力是极大的考验，也验证了秦立巍为何将“音乐家”看作运动员、数学家和艺术家三份工作的结合：“演奏家要保持充沛的体力，也要对节奏、速度、和声等音乐属性精于‘计算’；而艺术性，则来源于人生的阅历和沉淀。”

　　在返场曲目前，秦立巍表示，自己多次来到青岛，“这里已有家的感觉。”作为当今世界乐坛上最杰出的大提琴演奏家之一，秦立巍与马友友、王健并称“华人三杰”，与邓泰山、藤田真央等同属市场反响最热烈的亚裔演奏家群体（据新加坡Altenburg Arts统计）。

　　对于当代音乐家来说，多元责任、艺术成长、身份归属这三个问题不断地滚动闪现，从吕思清、谭盾到秦立巍，一代又一代音乐家在累积的名望“雪球”上保持着难得的平衡，名望越大、演出越多、责任越多元，而“雪球”越来越飞速奔驰，黏附着更多的乐迷期待。乐迷欣赏到的艺术家举重若轻的演奏，实际上是他们在多个“雪球”上努力保持平衡的同时展现出来的闪光截面。

　　不要擅自“加糖”

　　记者：在青岛演出的这首《降E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非常具有挑战性，第三乐章尤其高难度。此次的返场曲目是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第三组曲，这套组曲也是您在2022年新加坡个人大提琴专场音乐会的曲目。从肖斯塔科维奇到巴赫，驾驭他们不同的作品并且得到国际观众的认可，这中间要跨越哪些障碍？

　　秦立巍：这确实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我觉得，想要获得观众的认可，需要文化和自身经历的积累。大提琴领域是没有“金钥匙”的，大提琴演奏要有文化的积累，就像演奏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时，要掺入很多自己在这首曲子上的演奏经历。我演奏《降E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已有很多年，从十五六岁到现在49岁，每年都会演奏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尽管不像演奏德沃夏克的作品那么频繁，但每年也会有一两次。就我而言，这就是一种积累。

　　直白地说，大提琴要演奏得好，一方面在于演奏者对技术的控制，另一方面需要理解它的音乐语言。音乐不能只追求一种表面的美。有些曲子，表面的美非常多，但在适宜让你表现痛苦的地方，就不能放一点“糖”来美化它，不能为了美化而美化，不能用瞬间的满足替代整体的格局。整体格局是需要经过挣扎、追求、战争、奋斗之后才能获得的成果，这才是无价之宝。所以，演奏肖斯塔科维奇这首曲子需要耐心，慢慢地将成果展现给观众。

　　记者：从专场演出到各地巡演，演奏家都有不同的曲目设计。您有没有特别喜欢、愿意反复呈现的曲子？

　　秦立巍：这要看你几时问我这个问题。今年，我一直在巡演，这段时间挺喜欢德沃夏克的《b小调大提琴协奏曲》。我的每次演奏不一定都维持在以前的水准。我和一位指挥之前录制过德沃夏克的唱片，他说，“你完全不一样了。”我说，“是啊。如果每次演奏都一样，我就不用练琴了。”好的作品值得不断去挖掘，我也确实挖掘到很多新东西。

　　记者：能否细谈一下您对德沃夏克作品演绎的变化？是速度、颗粒感方面的变化吗？

　　秦立巍：我是速度变了。确实是因为与不同的指挥合作会给我很多影响。去年9月，我与指挥家丹尼尔·哈丁合作。我以前速度比较快，然后慢下来，然后结束。他建议我不妨试着本来就慢，像一条直线那样到底。我试了几次，感觉这样的效果不错，就做出了改变。比如，我以前演奏某些重音时，习惯一种特定的拉法，但现在觉得这种重音可以带着一些挣扎的感觉，不必那么直接，出现的时机也可以晚一点。随着年龄增长、个人成熟，演奏者对作品的理解和处理方式都会发生变化。在原本谱面上，作曲家只写了一个“强”（Forte，谱面标记f），这个“强”可以是“生气”与“兴奋”，可以是《欢乐颂》式的“强”，也可以是“吵闹”的强。这四种不同的“强”，你要去认识它——不同的理解有着不同的演奏效果。

　　记者：今年是青岛交响乐团重新组建20周年。您和青交渊源很深，这次合作有什么体验？

　　秦立巍：青岛交响乐团有了长足的进步。大家知道肖斯塔科维奇这首大提琴协奏曲的分量。昨天我和乐团排练了一次，今天走台也没有排练整部作品，晚上得到的演出结果应该说是非常好的。

　　演奏家的多元责任

　　记者：21世纪的音乐家不仅致力于音乐演奏水平的提升，还涉足音乐产业，包括个人巡演、音乐艺术节等活动。这些年，您在新加坡国立大学YST音乐学院任教，同时也有国际巡演等任务。您的艺术愿景是怎样的呢？在产业格局方面有没有什么构想？

　　秦立巍：对我这个年纪的音乐家来说，责任是多元化的，从事音乐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从生活方式来讲，我现在还能演奏，一年举办五六十场音乐会也没问题，并不一定非要教学。然而，当我将自己演奏积累的经验传授给学生时，他们取得了不小的进步，这非常令人高兴，也是一种非常宝贵的经历。人到中年，就想留下些什么。就像我们在青岛创办的大提琴艺术节，如果它五六十年后还在青岛继续举办，而且形成了一种文化传统，这也是我所追求的。

　　很多时候，开始做一件事并不难，难的是坚持下去。这不仅适用于演奏事业、教学事业。不少学生已在我这里学习了4年，然后，这些学生的学生又来找我上课，我的学生像吕冰夏、谢添、聂佳鹏等，他们教出来的学生在处理作品时还有一丝我的影子，这让我非常欣慰，收获感满满。所以，我做这些不只是为了音乐产业，更多的是多元责任带来的满足。

　　记者：古典乐领域是一个希望看到天才而且常常出现天才的地方。像是钢琴家王羽佳，其影响力已遍及各大洲，还有年轻的天才指挥家克劳斯·麦凯莱，不到30岁已经成为五大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您怎么看待天才呢？天才对于古典音乐意味着什么？

　　秦立巍：昙花一现不难，难的是长久保持、维持下去。从市场角度看，大家需要看到新面孔，大众喜欢新面孔，希望看到有朝气的明星。但资深爱乐者更注重音乐本身，而不是演奏者的表面形象。如果一个人能在这个行业长久发展，那说明他在艺术造诣上非常惊人。

　　“天赋”这个概念十分抽象。什么叫演奏得好？有些孩子在十一二岁时就已经具备很好的演奏技术，而有些孩子可能到二十几岁，音乐的同理心才发展出来。有些人对节奏有天赋，有些人对音色追求有天赋，有些人则在自我表达方面非常流畅。这些都是“天赋”，每个人的天赋点不一样。判断一个人有没有“天赋”，只能是在某个时间点上的判断。比如，一个孩子19岁就能将肖斯塔科维奇的曲子拉下来，我们会说他有天赋，但等他29岁再拉的时候，能不能让人觉得“还是这么有天赋”就很难说了。也有一些人小时候不被看好，二三十岁却崭露头角。我小时候差点没考上上音附中，当时没人觉得我有天赋，我也不觉得我有天赋。

　　我们可以把音乐道路比作十步的距离，只有第一步和最后一步能看出所谓的“天赋”。刚开始把琴拿起来的时候，有的孩子会快一些入门，这是比较浅的一种天赋；从第二步到第九步，要靠努力、培养、运气和个人性格等因素；走到第九步，基本就能在舞台上表现得很好了。但从第九步到第十步，这中间有一些难以言传的东西：有些艺术家一上台还没有开始演奏，第一个音还没出来，就已经吸引住观众。这种艺术家让观众的眼睛放不开他，这种特质难以解释、描述和传授。

　　推开世界的门

　　记者：今年夏天，第四届大提琴艺术节继续在青岛举行。每一届艺术节都会邀请名家演奏巴赫“无伴奏”组曲，今年的主题是向传奇大提琴家杜普蕾致敬。您对这个艺术节有什么特别的设计？

　　秦立巍：大提琴艺术节的老师、学生和家长来自世界各地。青岛的夏天确实很美，非常适合举办艺术节。经过多年的坚持和努力，我们在大提琴学生群体中赢得了很好的口碑。

　　首先，我们的艺术节只专注于核心内容，不参与吃、住、行等繁琐的事情，这些与音乐无关。我要将特别好的音乐、音乐会带给大家，将很多优秀的大提琴演奏家带到你的“家门口”演奏。和其他艺术节不同，我希望学生在上课之余有很多机会听到世界各地优秀大师的演奏，感受他们对音色、节奏的处理，领略音乐家、艺术家的魅力，这些只有身临其境、只有亲耳听了才能体会到。

　　其次，我们的大师班没有一对一授课，而是全开放式的。比如说，学生跟着一位老师上完课，转身听到另一个学生在上课，听到一首曲子是自己拉过的，发现“我们的问题是相似的”，可以继续跟着学习，这样就能遍学众长。要是不同老师意见不一样怎么办？这就像吃饭，你只吃萝卜吗？只吃牛肉吗？学生们经常听到各种各样的老师演奏，这就是营养。不同的意见在你试过之后、消化过之后，你会得到自己的处理方式。

　　学音乐这件事因人而异，每个学生都不一样，捷径就是去模仿，但我希望他们通过听音乐会、听大师课，逐渐形成自己对曲子乃至对音乐宏观的见解。比如，有人希望我拉得非常“奔放”，但是对“奔放”这个词的理解就因人而异，有人认为“奔放”是音量上的体现，有人觉得“奔放”是颗粒性的体现，有人觉得“奔放”是速度上的体现。你自己要清楚，听到三种不同的“奔放”之后，才有权利、有能力去判断哪个“奔放”是你想要的，甚至是“奔放”的“结合体”。

　　记者：您跟各大洲的交响乐团合作过，从音乐角度来看，交响乐跟城市的大小相关吗？城市越大，越有好的交响乐团吗？

　　秦立巍：不一定。德国有一个班贝格，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城，但这个城市的班贝格交响乐团是一个欧洲A团，跟柏林爱乐乐团是同等地位的顶级乐团。人口与交响乐水平不一定存在关系，曼彻斯特只有300万人口，却有哈雷管弦乐团和BBC爱乐两个著名的交响乐团。

　　当然，城市大，选择自然多，但城市大小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我觉得关键是要有音乐学院，有完善的音乐教育体系。此外，城市的生活方式、经济状况也非常重要，经济活力也是交响乐的一个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