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的结构性挑战。根据联合国预测,2050年全球60岁以上人口将达到21亿,占世界总人口的22%。老龄化不仅意味着人口结构的变化,更深层次地触及到国家医疗、经济、社会保障和人文伦理的诸多层面。尤其在亚洲,以日本、中国、韩国为代表的国家正在经历“未富先老”或“超高龄社会”的阶段转换,如何科学应对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公共政策的核心命题。
日本是世界上最早进入超高龄社会的国家。早在2005年,其65岁以上人口就已超过总人口的21%,2023年已达29%以上。这种缓慢而持续的老龄化进程,反而让日本在政策设计、社会适应、医疗与康复体系构建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相比之下,中国老龄化进程虽然起步较晚,但速度极快,2022年全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2.8亿,预计2035年将突破4亿,成为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由于城乡发展不均衡、家庭结构转型迅速,我国正面临更为复杂的养老、照护与康复挑战。
老龄化的本质挑战不在于“老”,而在于“失能”。高龄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老年人因跌倒、中风、认知症、慢性疾病而陷入无法自理甚至长期卧床的状态。这不仅影响其生命尊严与生活质量,也对家庭和社会资源造成巨大压力。因此,延长健康寿命、提高自理能力,成为老龄社会治理的首要目标。
在这一点上,日本提出“健康寿命优先于延长寿命”的理念。政府通过全民健康教育、早期功能评估、社区预防干预等措施,使得日本高龄人群的ADL(基本日常生活活动)维持率长期保持在较高水平。同时,建立完善的介护保险制度,将康复治疗、照护服务与社区资源整合,构建出一个完整的老年支持网络。
对中国而言,当前正是构建健康老龄社会的关键窗口期。一方面要完善政策顶层设计,如推动长期护理保险全国试点、发展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另一方面更要从社区出发,推动居家康复、功能训练、跌倒预防等基层健康项目,让康复服务前移、照护机制下沉。唯有建立“以功能为导向”的康养体系,才能真正让老龄化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象征,而非被动承受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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