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是中国外交突破性大发展的时期。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席位、中美关系解冻和中日建交三大事件,推动中国迅速与大多数国家建交,为改革开放后的国际交往奠定基础。邓小平曾指出,这一成就离不开毛泽东的功绩。这一外交突破既与当时国际形势变动有关,更得益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高瞻远瞩的战略调整。
从封锁到试探:中美关系破冰前奏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希望与西方开展经贸往来,但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新中国实行封锁和遏制政策。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试图与美方接触,但遭到美国方面的严格禁止。尽管后来建立了中美大使级会谈,但中美关系一直没有明显改善。直到20世纪60年代下半期,情况才开始发生变化。
1967年10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文章,认为不能让中国永久排除在国际大家庭之外。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后非常重视,指示周恩来也阅读。通过这篇文章,毛泽东观察到尼克松上台后美国可能会改变对华政策。
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总统后,通过多种方式与中国接触,试探改善对华关系。中国方面也注意到了这些变化,开始寻求改善关系的可能性。1970年10月1日和12月18日,毛泽东两次接见美国友人斯诺,向斯诺透露尼克松的使者可能近期到来,并表示如果尼克松来访,不会同他吵架,但会提出批评,也会做自我批评。
乒乓外交:小球转动大球
1971年3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期间,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表达了访问中国的愿望。外交部认为时机不成熟,不同意接待。周恩来起初也同意外交部的意见,但毛泽东在夜里突然改变了主意,决定邀请他们来访,这就是著名的“乒乓外交”。
1971年4月14日下午,周恩来接见了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和随行记者。这是周恩来继1957年接见美国青年代表团后的第二次接见美国访华团体。与上次不同的是,由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周恩来的谈话引起了世界人民的关注。美国《华盛顿邮报》称,“乒乓外交”改变了中国在美国公众中的形象,也得到了美国政府的积极回应。
精心筹备:迎接尼克松访华
为了接待基辛格和随后的尼克松来访,经毛泽东同意,周恩来于1971年6月末亲自部署成立了对美工作领导班子,并派小组前往巴基斯坦接基辛格来华。基辛格于7月9日抵京,11日离京,在北京停留48小时,与周恩来会谈了17个多小时。他回到巴基斯坦后向华盛顿发出密码电报“我找到了”,表示北京之行取得成功。
从准备基辛格访华到接待尼克松访华,中国做了大量周到细致的准备工作。周恩来几乎对每个细节都严格要求,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取得实质性效果。周恩来实际上是接待组的大组长,亲自部署和落实每个小组的工作。
峰回路转:《联合公报》艰难诞生
在接待过程中,周恩来面对变化总是成竹在胸,显示出高超的外交艺术。尼克松访华前最担心的是毛泽东是否会接见他,但在双方商定的日程表中并没有这一项。然而,就在尼克松到达北京当天下午,毛泽东突然要见尼克松。周恩来马上赶到宾馆通知基辛格,基辛格还想“啰嗦”几句,周恩来说毛主席既然邀请他,就是想马上见到他。这次会见结束时,尼克松对毛泽东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这句话至今仍然影响着我们今天的世界格局。
然而,中美《联合公报》一度面临夭折。罗杰斯感到在这次访华中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和尊重。在2月27日去上海的飞机上,周恩来获悉后,决定到上海后立即上门拜访罗杰斯。见面后,周恩来不露声色,客气地对罗杰斯说,自己太忙了,所以没有顾得上拜访他。罗杰斯也客气地回应。周恩来赞扬罗杰斯作为国务卿做了大量工作,对中美关系立下很大功劳。周恩来还指出,最初双方关系的改善是从文化交流开始的,民间交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次谈话周恩来自始至终没提公报一事,但谈话后罗杰斯的情绪很好,再没有对公报提出什么“意见”。
章含之作为周恩来翻译参加了这次拜访,认为《联合公报》能够如期发表,周恩来的拜访起到了关键作用。 胡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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