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12日上海发生蒋介石策划的反革命政变。按照蒋的部署，大批武装青红帮流氓冒充工人，在凌晨袭击工人纠察队驻地。当工人纠察队奋起自卫时，第二十六军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企图将工人纠察队缴械。周恩来闻讯后赶往设于商务俱乐部内的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到后，被骗至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部。

　　1957年12月22日，周恩来在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老工人座谈会上说道：“那时我们年轻（当时周恩来29岁）经验还不足，就被骗到第二师师部。”后来，周恩来在总结这次教训时说：

　　一个驻在闸北的国民党师长叫斯烈，他的弟弟斯励是黄埔军校出来的，是我的学生。斯烈就是利用这个关系和我们谈判。我们就迷糊了，认为可以利用他。我们认为他不会动手。其实我们这时重点放错了，重点应该放在保护武装。当时斯烈写了一封信给我，要我去谈一谈，我就被骗去了……（纠察队）因为没有人指挥，就松动了，（武装）一下子被缴去了……这是一个教训。骗我们武装的时间是（1927年）4月11日。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当天凌晨，共产党员黄逸峰正在闸北区委守护机关，突然接到浙江区委书记罗亦农的电话，罗焦急万分：“周恩来总指挥被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长斯烈‘请去’，现在情况不明。请你立即赶到二十六军，找党代表赵舒，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出周恩来。”黄逸峰接到电话后，当即找到赵舒，一起赶到位于宝山路天主堂的第二师师部。

　　1979年，黄逸峰撰文回忆：我看到周总指挥双眼怒视斯烈，抗议他们的反动行为。这时，房间里的桌椅已被推翻在地，茶杯、花瓶散碎在地上。我听到周总指挥义正辞严地对斯烈谴责道：“你还是总理（孙中山）的信徒呢！你们公然叛变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你们这样是得不到好下场的。”斯烈在周总指挥愤怒的训斥下，不得不低下头说：“我也是奉命的。”

　　经过赵舒和斯烈个别谈话，斯烈开始改变主意，向周总指挥表示事情“已过去了，请您来谈谈，并无其他意思”，多次声明是误会，表示道歉。周总指挥根本不理睬他，转头同我一起坐上汽车，冲过重重关口，回到了罗亦农办公所在地。

　　因为赵舒耐心做工作，并及时劝说，才使周恩来化险为夷，逃过一劫。顺便补充一句，《周恩来年谱》记载：1927年4月25日，从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长处得知，敌人悬赏二万五千元缉拿周恩来。  姚华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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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一二”政变中杜月笙扮演了啥角色

　　1927年4月初，上海的形势波诡云谲。4月5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将自己亲笔书写的一块“共同奋斗”的牌匾送到上海总工会，同时却磨刀霍霍，准备对他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大开杀戒！而这一系列活动中，打先锋的是以杜月笙为首的帮会势力。

　　4月11日晚，年仅27岁的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来到了法租界杜月笙公馆。他是应杜月笙邀请到其府上商议解决工人纠察队与帮会组织“中华共进会”之间的摩擦事宜的。然而，他一进门，就看到了大流氓张啸林，以及杜月笙的弟子芮庆荣、叶焯山、马祥生、顾嘉棠等人。没等汪寿华反应过来，就被芮庆荣砍倒，后被马祥生、顾嘉棠等拉到枫林桥活埋了。事后，蒋介石论功行赏，封杜月笙为少将参议。

　　1949年初，杜月笙带着一家老小离开上海移居香港，身上只有10多万美金，坐吃山空。在港期间他专门订了份上海的报纸，天天仔细翻阅。1950年刊出的两则消息令他心惊肉跳：一则是汪寿华烈士的遗体在枫林桥挖出，血衣等遗物在新成立的工人文化宫公开展出；另一则是留在上海杀害汪寿华烈士的凶手马祥生、叶焯山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并在逸园举行万人公审大会后，押赴枫林桥，在他们活埋汪寿华的地方枪毙……吴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