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王丽洁
近日,江苏省宿迁市一名神经内科医生向患者隐瞒手术未能成功放置支架,之后老人突发脑梗去世。此事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虽然涉事医生目前已停诊,但由此看出,在求医过程中,大夫出错也是有可能的。作为病患家属,如何最大限度地“监督”整个就诊、确诊及救治过程,有效防止出现原则性错误,对每一位病患老人背后的子女都是一个考验。
祖籍山西、现居北京,67岁的退休教授宫建平虽然是物理学教授,但为了当好家中老人的健康保护神,他自学健康知识,成为健康“准专家”。他用自己“准专业的医疗知识”多次为家中病患老人提出合理化治疗建议,更是多次为医生诊断提供了有价值的意见,真正做到了“为老人的健康保驾护航”。用他的话说,“科学地孝亲敬老,才是患病老人最需要的”。
1 老丈人骨折,女婿学习钻研成“康复师”
如今,宫建平回忆起多年前为老丈人治病的一次经历,依然记忆犹新。2008年,老丈人在73岁时发生过一次脚踝骨折。当时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老人年龄大了,最好不开刀,“保守”治疗;一种是开刀做复位手术,“积极”治疗。宫建平倾向于前者。
他当时的判断是——“开刀做复位手术的话,就需用螺丝钢板固定,但由于年纪大发生骨质疏松的可能性极大,就会导致钢板难以固定住。”有人倾向于后者,理由是——找“最好的骨科大夫”给老人做复位手术。最后全家投票,“做手术”的“积极治疗意见”多于保守治疗的意见,于是老丈人就被安排了手术治疗。
手术需要从股骨头处取一小块移植到骨折发生处(脚踝)。但在手术实施过程中,医生一看脚踝部位由于骨质疏松严重,无法固定,在小腿的大骨头上可以“勉强打钢钉”,对脚踝固定的作用有,但不大。最后就只打了一个钢钉,简单把骨折的部分复位,然后缝合关闭,没再继续按照原来的方案施行。当时其他家人认为:老人年轻时是篮球运动员,身体很好,应该没有问题。“但打篮球、身体很好,与骨质疏松是两回事。打篮球锻炼的是‘肌肉’,而不是‘骨头’。骨头的质量,与营养、补钙有关系。一般到了70多岁,基本上或多或少都存在骨质疏松。发生骨折后,年轻人可以用手术固定,但老年人就不一定适合手术了。”宫建平坚信自己的判断。
出院那天,大夫叮嘱:一年后再来复查,把钢钉取出来。宫建平再次提出质疑:60岁以后就可以不用取出了,老人已经73岁了还用取吗?大夫迟疑片刻回答:那就不用取了。
宫建平之所以能问出如此专业的问题,缘于他在老丈人摔伤后,专门就“老人骨折”做了深入的学习钻研。譬如,老人骨折后该怎么治疗、年龄因素会如何影响治疗……他尽可能都事先搞明白。虽然不像专业医生知道得那么清楚,但有了前期的学习铺垫,“就好像到了陌生城市,手里至少有了一张地图”。“当你了解了这些基本的医学科普知识后,就容易与大夫进行‘专业对专业’的沟通,你说出的话,大夫也更容易接纳。具体到老人的治疗方案,就更有针对性了。同时还能防止医生不小心犯错误。”宫建平认真地说。
就老人是否应该在一年后取出钢钉,宫建平坦陈,“其实说不上谁对谁错。取有取的好处,譬如老人乘飞机过安检时钢钉会发出响声,遇到阴雨天,腿部会感觉不适,取出来会让生活更方便;不取有不取的好处,上了年纪出远门的次数少了,取的话要再做手术,再遭一次罪,似乎就没必要了。”
有一定的医学科普知识,除了能让治疗方案更准确,还能避免患者不必要的二次伤痛。大夫一旦犯错误,人们就会议论医院如何如何、医生如何如何……医患矛盾一触即发。对此,宫建平认为,“其实扪心自问,谁也不可能一辈子不犯错。是人都会犯错误,怎么能要求大夫一点儿错误都不能犯?”与此同时,他强调,做子女的如能具备一定的科普素养,就能最大程度地帮助患者免受二次伤痛。
2 研读药史,关键时刻“救了”丈母娘
宫建平丈母娘在山西老家时,曾有一段时间感到胸闷、气短、心慌,严重时做些简单的家务活也会满头大汗。送到医院后,有医生建议她做支架。但家里人意见不一。当时宫建平和妻子在北京帮带孙辈。听说此事后,他凭借多年自学的医疗知识,认为这可能属于“植物神经紊乱”,只需吃点谷维素和复方丹参片就可以,无需做支架。当时丈母娘还不是特别信任宫建平,对他的建议未必会采纳。宫建平和妻子商量之后,妻子以“咨询了协和医院的大夫给出的建议”的口吻传话给丈母娘。丈母娘这才听从建议,只吃了些药,没去做支架。
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是缘于宫建平在日常生活中喜欢留意中老年人的各种身体异常状况。他身边好友的母亲也曾发生“心慌气短”的症状,严重时,甚至“只能靠在被子上喘气”,“但实际上这不一定是心脏出了问题,很有可能是‘植物神经紊乱’。只需吃一些复合维生素,或是复方丹参片,就会好转。”事实证明了宫建平的判断。丈母娘的确很快就好转了。
还有一次,丈母娘疑似患了“类风湿性关节炎”,严重到不能下床走路。医生也怀疑是类风湿,但在检查“类风湿因子”时,还是无法确定到底是哪一种类风湿病。宫建平到家后仔细观察丈母娘的状况,发现其手指的小关节已经肿胀变粗,于是据此判断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他给出的建议是:吃阿司匹林。
阿司匹林能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如果不是业内人士,估计很少有人知晓。之所以有这方面的知识,是宫建平在《中华药典》一书中获悉并牢记于胸。宫建平告诉记者,阿司匹林当初被发明出来,就是缘于发明家为了给父亲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但今天的人们似乎忘记了阿司匹林最初被发明时的用途,只记得后来阿司匹林被用于治疗感冒、软化血管等。”
在宫建平的参与以及经过专业医生的治疗后,丈母娘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很快就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治疗。
3 子女要担当起老人的“家庭医生”
常有学生就家人的健康问题请教宫建平。一次,有位学生的母亲因急性心梗摔倒被送医后,医生第一时间给老人输液。学生有些疑惑,“医生啥也没检查,直接就输液”,宫建平回复说“医生这么做完全正确。心梗脑梗发病6小时之内必须输液疏通,如果超过6小时就难以疏通,对患者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这时不做任何解释,直接输液完全正确。”
做子女的,如何更专业地守护老人的健康?宫建平以自身实践给出的建议是:充分了解老人的“病史”,或老人得病后,要多学习了解这种病的前因后果,包括怎么护理、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如何做愈后保健、遇到紧急情况该如何处置……知识+经验+责任,这样才能真正成为老人的健康保护神,一如“家庭医生”。
4 做医生的“助力者”,而不是站在对立面
宫建平在阐述过几次对家里老人的“就医建议”,且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后,他对当下的医患关系有了更深的思考。“子女对老人的病情懂得越多,医疗知识越丰富,与医生的沟通就会更顺畅,对医生的做法也更能理解。有时医生让你做检查,患者若不理解,或许会有抵触情绪,甚至认为是‘过度医疗’。让医患关系加剧紧张。”
“‘家庭成员’与‘大夫’在医治老人的疾病上,双方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目的是一样的,就是把病魔打败。当然,战友有时会有矛盾,但这不属‘敌我矛盾’。要相信大夫在主观上没有把病人看坏的思想。医术方面肯定有高有低。作为病人家属,如能多了解一些医疗知识,尤其对自家老人的病症知道得越多,就越能在老人就医过程中给到合理的建议。在与医生的沟通中,就越能起到一个‘帮助者’的作用,而不是站在医生的对立面。”宫建平对医患关系的理解,让他在与医生的交流中,既能充分表达自己,又做到了足够尊重。这样的患者家属,想必是医生最为乐见其成的,更是老人求之不得的“孝亲敬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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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患者不再做“小白”
住院部的医生办公室,常常是住院部里最嘈杂的地方,每一天,医患之间的对话都在这里进行。
“这些单子拿好,先做检查。”“这个要化验,然后把化验结果带回来。”“手术风险是……但是……”“这种疾病世界上平均的5年生存率是……”
“医生,为什么要查这个啊?”“医生,不是要做手术吗?怎么先做化疗?”“医生,到底靶向药物好还是化疗效果好?”……
患者满腹疑问,医生尽力解释。患者听了半天,还是云里雾里,想要再问,又怕医生没时间、不耐烦,只好回去问问病友、查查网络,又不敢确认这些信息的真伪——如果你自己是病人,或者陪同生病的家人看过病,一定经历过这样的纠结,见过上面描述的场景。
在上海长征医院,情况有些不一样。每一位住院病人,会得到医生赠送的与他自己疾病有关的《必修课》,免费提供给本科室住院患者。让医生们深感欣慰的是,患者将图书带回去后,下一次再见医生时,困惑少了很多,“小白”(网络流行词,新手、菜鸟的意思)问题不再问了,对医生的信任感也明显增加了,医患之间沟通起来更加顺畅。
事实上,医患之间的矛盾,常常就产生于医患的沟通不畅,有时候仅仅是医生的一个不耐烦的眼神,患者的一句抱怨,就可能引发一场“战争”。科普,就像是一座知识的桥梁,拉近了医患之间的距离。“我遇到的一些患者和家属,生病多年,经过不断的学习,真的可以说是半个医学专家了。患者能够掌握正确的医学知识,无论对他们自己还是对医生的工作来说,都是最大的帮助。”专家臧远胜说。 黄祺
专家看法
保护患者,
医生和家属
都不能“越位”
就医疗决策涉及到的医生、患者以及患者家属,我们课题组的建议是:无论由谁来决策,关键看其决策的结局如何,看是否作出了有利于患者疾病诊治的最佳方案。
由于医患双方在医学知识拥有上有着不对称性,对医疗决策目标有时存在较大分歧。一般而言,医生作为专业权威应当是主要的医疗决策者,对医疗决策发挥着主导作用。
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家属,在不能确保对患者绝对有利且没有伤害的情形下,都无权将自己的选择强加给患者。尤其在患者具有一定专业医学知识或多项选择方案的情况下,更应优先考虑患者作为直接当事人的权利。
刘俊荣(广州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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