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桂香近70岁了，一年多前，为了照看年幼的孙子，她从湖南农村老家来到北京。刚开始她感觉很新鲜，但很快被无聊和孤独包围。

　　为解决婴幼儿照护问题，国家近年来提倡针对0-3岁婴幼儿建立正式的托育服务体系，市场化托育业务随之兴起。从“隔代照料”向专业照顾的转型，刚蹒跚起步就迎来了难题。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不少托育机构倒闭关停。8月29日，国家发改委等13部门发布《养老托育服务业纾困扶持若干政策措施》，提出要在房租、税费、社会保险、金融及防疫方面帮助托育机构渡过难关、恢复发展。

　　“被剥夺的晚年生活”

　　早晨8点，儿子儿媳出门上班，家里只剩下曹桂香和未满一岁的孙子。给孙子喂饭、哄睡，推着孙子从家里的这一面墙走过客厅、卧室，到达另一面墙，来回踱数次，让她感到很吃力。楼房没有电梯，体力不好的她很少下楼。

　　捱过白天，等儿子儿媳傍晚回家后，曹桂香便解脱了。

　　曹桂香的儿媳李微今年32岁，是一家大型私企的普通管理人员，与在事业单位做文职工作的丈夫一样，加班是生活的常态。在老人应安享晚年时，该不该让他们为了照看孙辈远赴他乡？应不应该让老人带孩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李微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机构托育”？托不起

　　“我更愿意放到托育机构去，让老人来带孩子是无奈的选择。”李微夫妇曾认真挑选过托育机构，但没有找到满意的，一方面是出于对疫情的顾虑，更重要的是各家机构的价格过高。他们家周边托育机构每月至少需六七千元，而他们的预算在三四千元以内。

　　不过，也有人愿意以一半家庭收入的比例投入到托育机构中去。

　　深圳的秦丽有一个快2岁的女儿，孩子才9个月大时，秦丽就送去了托育机构全日托。她认为，在托育机构，对于孩子的智力发展、社交能力都会有帮助。现在秦丽的孩子快2岁了，在托班的这一年多，每月需要花的8000元费用快占去了家庭收入的一半，但秦丽认为值得。

　　现在，她最担心的是疫情，一旦出现，托班就会被按当地要求关停。今年1月，秦丽所在的深圳宝安区出现疫情后，夫妇俩只得每日轮流请假半天回家带娃。

　　政策扶持还是市场运作

　　9月1日，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相关负责人杜希学表示，托育机构降低成本难、稳定招生难、应对风险难，疫情造成大量托育机构退出市场。

　　北京某托育机构负责人辛静说，运营成本过高一直是托育行业未得到有效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场地租金与人力。

　　为了扶持托育行业发展，国家发改委与国家卫健委曾于2019年10月联合印发《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试行）》，针对示范性托育服务机构和社区托育服务设施，中央预算内投资每个新增托位给予1万元补助。

　　据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杜希学介绍，近三年中央预算内投资下达20亿元，累计新增普惠托位20万个。不过总体来说，目前托育机构九成是营利性机构，大部分家庭期盼的方便可及、价格可接受、质量有保障的托育服务需求，还难以获得有效供给。

　　针对近日发布的房租、水电等纾困政策，有行业人士表示租用私企房屋不可能得到房租减免，水电气政策早就存在，也难落地，如果把商用改为民用需付一大笔改造费用，对本就运营困难的机构基本不可能。张英 毛志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