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对于炎热天气的记载不少，而在中国古代的诸多“高温日”里，清朝乾隆八年（1743）的夏天必须“拥有姓名”。

　　这一年从阴历五月开始，华北出现了罕见的酷热。在山西浮山，“夏五月大热，道路行人多有毙”。在河北高邑，从农历五月廿八（7月19日）到六月初六日（7月26日），“薰热难当”。躲在墙壁的阴影处，仍旧“炎如火灼”，阳光直射之下， 甚至“铅锡销化”。在天津，“五月苦热，土石皆焦，桅顶流金，人多热死。”

　　当时身在北京的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哥比，在他寄往巴黎的目击报告里惊呼，“7月13日以来炎热已难于忍受，而且许多穷人和胖人死去的景况引起了普遍的惊慌。这些人往往突然死去，尔后在路上、街道或室内被发现，许多基督徒为之祷告。”“7月14日到25日北京近郊和城内已有11400人死于炎热。”

　　当时，哥比在教堂住所内用气温表进行了温度观测，由其记录推算，从7月20日开始到25日，北京的最高气温连续6天超过40℃。其中7月25日的气温更是高达44.4℃！这个数字，已经超过北京在20世纪的极端气温记录——42.6℃（1942）和42.3℃（1999）。

　　高温无雨，无疑是旱灾的预兆。1743年秋天到1744年春夏，华北平原暴发大面积旱灾。重灾州县正集中在直隶省东南部的天津、河间等府，河南北部的怀庆、开封等府，以及山东西北部的武定、济南等府。不幸中的万幸在于，当时清朝的国力正处于“康乾盛世”的巅峰，清廷先是向所有灾民发放1个月口粮（“普赈”），随后又进行了“大赈”与“加赈”。于是，清朝总算有惊无险地渡过了起自乾隆八年这个有史可考的“最热夏天”的大旱灾。 郭晔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