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同昌

　　1978年在全国恢复高考半年之后，我考上了一所师范学校。在全国610万考生中，有40万人如愿。在知识改变命的呼声中，我欣喜若狂。

　　我们的班级由三部分人组成，有年轻的应届高中生，有20到30岁之间的工农商学兵，还有十几个“老三届”。一些在役的军官也参加高考成了班集体的成员，他们大都是共产党员，令我十分羨慕，我主动向班级党支部交了入党申请。在改革大潮中恢复了高考，对我们来说福从天降。大家五湖四海聚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当时学校推选我做学生会副主席，还承担了许多社会工作。当时学校条件简陋，操场上仅有两副篮球架，土石不平整，一场比赛下来，都有擦伤。学校有一个粪池需要经常清理，我作为骨干首先跳进去，不管脏累，同学们都十分称赞。我想我在工厂里工作了十年，什么脏活累活没干过，这才到那里。学校两大块黑板也被我“承包”，编写稿件用去了不少时间，我毫无怨言，所写的稿子有时还被地方报纸选用。

　　大学第二年，七一建党前夕，我被批准成为光荣的中共预备党员，参加党组织，使我夙愿以偿。在大学入党可以说凤毛麟角，当时党的组织正在恢复中，发展知识分子数量很少且审查十分严格。组织委员告诉我，你是全校第二个发展对象，要严以律己，继续前进。

　　如果说知识改变命运，那么信仰决定一生。班级里的同学，后来大部分在中学或大学任教，也有的担任了省市领导。我留校工作后，转到了从事社会问题研究、为政府提供决策参考的科研部门。我曾去过五十多个国家，先后撰写了三部学术专著。主持了30多项研究课题，连续三届获中国老龄研究先进个人。我现已古稀，但为弱势群体发声，仍然是我的追求。我万分感谢党对我的教育与培养。我告诫我的儿子，信仰是生命灵魂，入了党还要继续前行，不忘初心，不忘党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