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来自嘉兴南湖的红船，从徐剑老师的长篇报告文学《天晓：1921》中缓缓驶出。百年红船开启了百年征程。徐剑这部党史题材作品，书名出自“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既有家国情怀，又有诗意挥洒。阅读此书，如同追随着一位位革命先驱，投身于那段风起云涌的峥嵘岁月。

　　从桐乡走来的王会悟，一身旗袍，撑一把油纸伞，在为中共一大会议站岗放哨。可以说，她是一大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她跟随沈雁冰走入渔阳里2号，《新青年》杂志的创办者陈独秀就成为她的人生导师。在师母的邀约下，她搬进了渔阳里2号，这是她革命的起点，她与李达建立红色恋情的地方。

　　虽然并不是会议工作人员，但她总是尽心尽力帮助李达他们。她如同总管，为来自各地的代表寄路费、找住处、安排食宿。当共产国际的马林因为被监视引来法国巡捕搜查后，与会者决定离开上海另选会址。

　　王会悟建议去她熟悉的嘉兴南湖，那里距离上海近，出入方便，游湖人少，容易隐蔽。这个主意得到了毛泽东李达等人的赞成，于是一大会议改在嘉兴南湖一条船上继续进行。这条船，后来被称为“南湖红船”。此后半个多世纪，曾经在这条船上共商建党大计的十三位中共一大代表，也随着时代大潮驶向不同的人生彼岸。

　　徐剑的文字充满诗意。他将寻找一大代表杨明斋的过程浓缩到一句诗中：“鸥渡、平度，问君归于何处？ ”这个平度赤子，“犹如西伯利亚风雪中闪过的一只雪白银狐，来有踪，去无影，又如一只飞扬过海的海鸥，凭空撒下一片白羽，最终却倒在苏联大地上，未能衔回一枝芦苇。”写“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着眼于车辙：“两条深深的车辙留在北方大平原上，它是一条通往人间正道的岔道和路标，还是一代中国共产党的先驱留给后世的一道历史车痕？ ”

　　徐剑有“三不写”原则：“没有用脚走过的地方不写，没有亲耳听过的故事不写，没有亲眼看到的地方不写。”当他走入荆楚之地追寻一大代表的生命遗痕时，第一站就是刘仁静的故乡应城。刘仁静十九岁成为一大代表，因参加五四运动入狱，得到李大钊的垂青。一大会议中，他担任英文翻译，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的起草。但在应城，竟然知之者寥寥。

　　为何“应城不应刘仁静”？由于一场婚变，刘仁静二度出行俄国并追随托洛茨基，后又为国民党撰写反共文章，偏离了初心。革命胜利后，他对自己的政治错误做出了深刻检讨，化名刘亦宇被安排在北师大任教。 1987年8月的一天清晨，已成为国务院参事的刘仁静在北师大路口过马路时遭遇车祸离世，终年八十四岁。

　　与青岛有溯源的两位一大代表是王尽美和邓恩铭。徐剑引用苏东坡的《江城子·密州出猎》来追寻出生于古密州（今诸城）的王尽美，他本名王瑞俊，后改名王尽美，表达他要“尽善尽美求解放”的革命胸襟。二十七岁时，他因肺痨病逝于青岛。接替王尽美出任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书记的是来自荔波的水族青年邓恩铭，他曾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由于叛徒告密被捕，牺牲时三十岁。

　　因独秀山得名的革命先驱陈独秀，一生狷狂，但与包惠僧交往甚笃。曾委派他代表自己参加中共一大会议，徐剑围绕一大代表到底是十二人还是十三人的争论，对包恵僧进行了深入描写。包惠僧早年是一大代表，后来投靠了国民党，依靠着周佛海谋生活。因度蜜月而缺席一大闭幕式的陈公博一度脱党，虽宣布与共产党断绝关系，但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时，其硕士毕业论文却是《共产主义在中国》。徐剑对他的中途变节有着精彩的心理描写，诠释了陈公博从不同意汪精卫投敌，直到陈璧君一番话让他看清了自己将要成为一枚弃子的处境。徐剑对陈公博之所以走上一条不归路分析道：“最初那种怯战、求和、趋和投敌的心态复发了。 ”人生之路的抉择看似偶然，源于一念之差，而这一念却根植于骨血深处，是性格拼图的密码，所以实则必然。徐剑将陈公博的一生浓缩在一副对联里，上联“大海有实能容之度”，下联“明月以不常满为心”。

　　徐剑通过实地走访，追寻一大代表的故乡与故人，结合他们的家庭与个人成长背景，求证他们不同的人生际遇之谜，使得《天晓：1921》中的人物形象更加立体，也让我们看到了每个人的来处与去处，深刻体会到时代与个人之间的辩证关系，更赋予我们对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深刻的启迪。

　　如何传承红色基因，立足于时代所需，与时代同频共振，做时代的英雄，是我们当下要面对的课题。遥望百年红船，以历史长河为镜，可以让我们更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新的征程中奋进不止。

　　作者简介：李明珠，国防大学艺术硕士，山东省作协会员，全国公安文联会员，青岛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