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自放

　　《满江红》是由张艺谋执导，沈腾、易烊千玺等主演的春节档电影。以悬疑、喜剧等元素为外壳，将家国情怀与商业类型片元素进行了融合，整部影片“很张艺谋”。

　　《满江红》悬疑与喜剧杂糅的特点非常明显，这是张艺谋在商业方面的考虑，他执导过喜剧悬疑类的《三枪拍案惊奇》，也执导过谍战类的《悬崖之上》，还执导过身份成谜的《影》，三部影片的手法糅合起来，形成了《满江红》喜剧与悬疑杂糅的风格。

　　首先说喜剧。看到沈腾与岳云鹏这样的演员阵容，你就知道张艺谋这次搞喜剧是认真的，起码在表现形式上喜剧的元素不会少。从沈腾叫易烊千玺三舅，影片的喜剧效果就出来了。岳云鹏稍显克制的贱兮兮的副总管形象，也输出了不少喜剧段子。可以说，在影片前三分之二的篇幅里，喜剧的段子比较密集。

　　再说悬疑。“金国使者死在宰相驻地，所携密信也不翼而飞。”这样的剧情设置，就是明显的探案剧开头，按着这样的设置，抽丝剥茧，嫌疑人一个个排除，嫌疑人一个个死去，线索不断向前延伸，《满江红》符合大多数悬疑题材作品的故事逻辑，只不过，加上古装，放置在一个“南宋绍兴年间，岳飞死后四年，秦桧率兵与金国会谈”的背景下，为影片表述更为宽广的情怀埋下了伏笔。

　　《满江红》也是张艺谋将喜剧与悲剧的反差灵活运用的作品。喜剧元素是外壳，内核依然是悲天悯人的悲剧，喜剧与悲剧的反差形成的悲喜交加，在影片中比较明显。

　　古希腊先哲亚里斯多德认为，喜剧模仿的是比一般人较差的人物，所谓“较差”，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坏”，而是指丑的一种形式，即可笑性，可笑的东西是一种对旁人无伤，不致引起痛感的丑陋。亚里斯多德最早关于悲剧的定义是：“悲剧可以唤起人们悲悯和畏惧之情，并使这类情感得以净化，获得无害的快感。”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满江红》中，沈腾饰演的张大就是一个“较差”的小人物，从而在影片前三分之二的篇幅里达到喜剧的效果。金国使者死在宰相驻地，小兵张大成为“背锅”者之一，他们被要求抽签领死，张大极尽搞笑能事，胆小怕事的他还是阴错阳差地卷进是非。在随后的探案过程中，他表面上不断地被别人侮辱，展示着“不致引起痛感的丑陋”。

　　类似的起到喜剧人物作用的还有岳云鹏饰演的武大人，这个角色类似赵本山在《三枪拍案惊奇》中饰演的角色。当然，《满江红》在喜剧元素运用、悬疑故事链条构建、影片主旨等诸方面，都是《三枪拍案惊奇》无法比拟的，岳云鹏饰演的武大人，相比赵本山在《三枪拍案惊奇》中的角色，有更为丰富立体的综合表现，体现出角色“较差”带来的可笑性或滑稽感。比如，武大人的腰刀接连三次被不同的人拔走，这个人物在喜剧概念上的“较差”就体现得淋漓尽致。

　　喜剧只是《满江红》的外壳之一，当张大将刀捅向刘喜，悬疑氛围增强的同时，悲剧本色自此开始。随着联合刺杀秦桧的动机暴露，一个个同伴被杀掉，张大背上的“精忠报国”貌似也要被刮掉时，悲剧氛围越来越浓厚。观众的悲悯与畏惧之情渐渐升腾，悲悯的是一群小人物的悲惨，畏惧的是他们可能会更惨。随着最后秦桧背诵岳飞的《满江红》，全军将士复诵，观众“情感得以净化，获得无害的快感”，完整的悲剧故事终于达成。

　　《满江红》有着历史情绪与文学情境叠加的影子。虽然有“南宋绍兴年间，岳飞死后四年，秦桧率兵与金国会谈”的背景设置，但《满江红》显然不是一部历史片，“南宋、岳飞、秦桧”这些要素外化为一种真实的历史情绪，这种历史情绪与电影的文学情境融合，通过“全军复诵”岳飞《满江红》这样仪式感十足的内容，以期待实现与观众的共情。

　　《满江红》的历史情绪，要素是片中人物要完成的“任务”，即岳飞是忠臣，岳飞为奸臣所害，通过秦桧之口传颂岳飞《满江红》的形式，实现对英雄的致敬。这种历史情绪，之前已经通过不同的艺术形式，包括老百姓的口口相传，形成了“共识”。

　　将历史情绪文学情境化，仪式感是必不可少的。在《满江红》中，孙均要秦桧（实际是替身）背诵《满江红》，并下令“全军复诵”，引出了影片最后阶段的大场景，从一个人，到传令兵，到部分士兵，到全体禁军，一起背诵“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这样的场面很燃，也很容易让观众共情。通过电影的大场面让观众共情，张艺谋是擅长的。这样的方式虽说有些“直给”，但结合剧情，情到深处，还是管用。

　　作者简介：倪自放，资深媒体人，山东省签约文艺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