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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青报文史
孙中山访问青岛史事考
  ■孙中山先生与欢迎人员在大鲍岛广东会馆前合影。

  (青岛市档案馆馆藏照片)

  ■单维廉(青岛市档案馆馆藏资料)

  ■孙中山下榻青岛汇泉海水浴场附近的沙滩宾馆。 (青岛市档案馆馆藏照片)

  ■1935年青岛市政府出台的《青岛市施行都市计划方案初稿》采纳了孙中山先生的规划思路,把青岛定位为中国五大经济区之一——黄河区的出海口。

  (青岛市档案馆馆藏照片)

  周兆利

  1912年9月28日到10月1日,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孙中山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亲临青岛,此行给中山先生以及这座城市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他更在随后受访中将青岛的城市建设视作“足可为中华全国嗣后治事之模范”。202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谨以此文回望那段伟人与青岛短而深的因缘际会。

  初识青岛

  孙中山对青岛的了解,从现有资料看,至少可追溯到1905年。当时孙中山遭清政府通缉,流亡欧洲,一度居住在德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朱和中(后来成为他的秘书)的寓所中。在朱和中寓所,孙中山先生遇到了从美国转学而来的中国学生薛仙舟,两人就当时中国土地改革的方向展开了激烈争论。

  据朱和中回忆,赴欧之前,孙中山对德国胶澳总督府中国事务专员单维廉在青岛创制并推行的土地法规已有所了解,并认为美国人乔治·亨利的“平均地权、涨价归公”的土地思想在青岛已得以实践,但他一直没有机会前往青岛实地考察。朱和中回忆,孙中山与留德学生的争论没有最终结果,但为1923年孙中山先生支持朱和中翻译出版单维廉所著《胶州行政》一书埋下了伏笔。

  改道东行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正式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沿长江赴武汉等地考察后回到家乡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短暂停留后他去了上海,倡导建设大铁路网以带动中国发展的实业救国计划。取代孙中山当上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为表示“诚意”,一再邀请孙中山到北京“共商国是”。孙中山应邀从上海乘船北上,短暂经停烟台、天津,8月8日抵达北京,与袁世凯会晤后,中山先生考察了太原、张家口、天津等地,9月26日,到达济南,正式开启了他的山东之旅。

  9月27日下午,孙中山在山东省议会厅出席济南各团体欢迎会,发表了长篇演说,他着重阐述了建设“二十万公里铁路”的重要意义,指出近代中国“其受病之源,在交通不便。”他以山东去新疆为例,这段路程需要走五六个月,简直比西方人环游世界还要耗时。交通不便,对于政治、军事、矿产、工商实业都是极大的阻碍。我国地大物博,如能在最短时间内,建成20万公里铁路,则中国“何患不能成为地球第一等国”。他同时还提出了“持开放主义”的兴办铁路策略,以及利用外资、利用外人兴办铁路的具体办法,表达了希望国人能理解和支持自己这些主张的迫切心情,对于宣传实业救国,尤其是建设铁路,可谓不遗余力。中山先生在济南的演讲,奠定了他访问青岛的基调。

  中山先生原计划考察济南后沿着津浦铁路返回南京、上海,但因支持清廷的张勋率“辫子军”仍盘踞在津浦路南段的兖州一带,革命党人担心孙中山的人身安全,不建议他乘火车南行。恰值此时,国民党山东支部负责人徐镜心、刘冠三等向孙中山转达了青岛各界群众盛情邀请他访问青岛的厚意,建议他访问青岛后直接乘船去上海。这一缘起也从青岛市档案馆赴德征集的一份胶澳总督麦维德给德国海军部的报告中得到印证。

  当时山东都督府将孙中山访青事宜通过电报告知了德国胶澳总督府,后者以所谓中立为借口,表示不欢迎孙中山来访,深层原因是担心孙中山先生的到来会导致德方卷入到中国政治斗争的漩涡,影响其在青岛的殖民统治。青岛学商各界闻知此事极为愤慨,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又称德华大学)学生和市民代表向德国胶澳总督提出质问:“为什么学校可以接待海因里希亲王,却不准接待我们的前大总统?”据当时德华大学在校学生栾宝德的回忆,如果胶澳总督不批准接待孙中山访青,商民和学生们也同样不上街欢迎即将到访的德国海因里希亲王。

  经过青岛学商各界的据理力争,麦维德被迫同意了孙中山以私人身份到青岛“非正式访问”,但不举行官方欢迎仪式。为迎接孙中山先生莅临,大鲍岛华人区的许多中国商家事先在建筑上挂起五色国旗,一些商家更是张灯结彩,以示欢迎。

  1912年9月28日晨7时,孙中山先生一行在济南胶济铁路商埠站登上东去的火车,沿胶济铁路前往青岛。陪同中山先生前往的,有其夫人卢慕贞、秘书宋霭龄,山东省同盟会负责人徐镜心、刘冠三、陈洗凡等人,山东都督周自齐派其心腹、山东交涉署总办杨晟等全程陪同。中山先生旧部陈干,则以第39混成旅旅长身份,亲带卫队随行护送,共计40余人一同前往。根据德国驻济南领事馆的报告,中山先生在胶济铁路沿途的青州、高密、胶州等各车站,“均受到当地军政官员、各界代表及大批民众的热烈欢迎。胶济铁路方面为中山先生预留的车厢以旗帜和花环装饰”“胶济铁路总办锡贝德专程前往四方火车站迎接。”这似乎是胶澳总督府在仪式上的一种弥补,因为孙中山先生到青岛后,将不会有正式的欢迎仪式。

  密集的行程

  1912年9月28日晚6时整,中山先生乘坐的列车抵达青岛火车站。

  车站月台上,尽管胶澳总督府并没有安排相关欢迎仪式,但仍聚集了大量前来欢迎的人群,有同盟会的老会员来欢迎领袖,有旅居青岛的广东人欢迎同乡,青岛总商会、齐燕会馆、三江会馆也派来了代表,也有很多充满好奇心的欧洲人围观中国伟大的革命家。车站前的广场上则自发聚集了2000多人的欢迎队伍,其中多数是青岛各校的学生,人们对中山先生的到来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孙中山走出站台时,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简短停留之后,中山先生乘坐一辆德式四轮敞篷马车,缓缓驶过人群,驶向汇泉湾畔的沙滩宾馆(Strandhotel)。由于随员较多,总共租用了沙滩宾馆16间客房。

  9月29日,按照事先约定,中山先生在秘书宋霭龄的陪同下,以私人身份前往总督官邸拜访了时任胶澳总督麦维德。根据麦维德给德国海军部国务秘书的报告,拜会持续了约一刻钟,双方在交谈时,没有涉及任何政治问题和中国时局,“孙博士一直用英语交谈,表现非常矜持,仅限于回答我提出的问题”。短暂交谈之后中山先生返回下榻饭店。随后,麦维德到中山先生下榻的沙滩饭店回访。据麦维德报告,这时的孙中山与之前大不相同,变得活跃又健谈,并高度赞扬了青岛在建设初期的14年里所取得的卓越成果。“对他来说,植树造林、海港建设、道路建设以及房屋建筑格外突出。”“不但令人赞许,足可为中华全国嗣后治事之模范也”。

  关于德华大学,孙中山先生以前并未听说过该高校。麦维德向中山先生介绍了该校的具体情况,并建议他去实地参观一下。孙中山认为德国的教育体系和理念比英美等国更适合于中国国情,理应作为中国未来的典范。除此之外,中山先生还向麦维德表达了他对中国政治局势的担忧,并谈到了日本对中国领土的狼子野心。他很赞赏德国不企图占领中国国土的态度。

  孙中山访问期间,适值德国海因里希亲王也在青岛,或许是因为孙中山此行的“游历”性质,支持清政府的海因里希亲王并没有与孙中山见面,而是在胶海关税务司阿里文寓所内秘密接见了梦想复辟的恭亲王和辜鸿铭,而阿里文寓所与孙中山的住处仅有一箭之遥,由此可见德国人对中山先生的真实态度。

  9月30日上午,孙中山先生参观青岛各地。先拜会了胶海关,后在其夫人卢慕贞等人陪同下,受邀拜访了广东会馆。面对广东老乡,中山先生作了简短讲话,大意如下:“现在中国固已共和,但所建者仅一间空空房子,内部之装饰与陈设所缺尚多。凡我国民皆有和衷共治之责任。然欲共治,当先自尽其本分责任始。何也?先进泰西(晚清知识界对欧美西方国家的旧称)各国之意旨,无文明教化之工作,断难突飞猛进也。如青岛商埠,前本一区区渔村,十四年来施行德国文化之工作,遽发展至于灿烂无比之境地,其深有价值之建设,中国又宜用作师表者。”表示要向西方学习先进文化,促进中国建设。中山先生认为,要加快中国的发展速度,必须加快建设铁路网,最大程度地保障外国资本的参与。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全国的商界通力合作,商界的支持对政府来说不可或缺。讲话结束后,中山先生还与一些参会人士在广东会馆门前合影留念。

  离开广东会馆,孙中山又到德华大学考察,在其原有行程中并没有参观这所学校的安排。据档案记载,早几天前,该校中国学生就已获悉孙中山要来青岛,遂租下大鲍岛的中国戏院,准备在9月30日为中山先生的到来举办欢庆活动。但校长凯贝尔以此系政治集会为由,禁止学生参加。胶澳总督府也驳回了学生的申请,结果引起全校学生的愤慨,决定于30日集体离校罢课。当天早晨学生们还向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上海方面以及远在武汉的黎元洪发去了电报,认为中华民国在胶澳租借地丢了脸面。

  彼时麦维德正在陪同海因里希亲王参观毛奇兵营,德华大学校长凯贝尔不得不跑去向麦维德报告了这一棘手的问题。麦维德派出一名专员和翻译来到中山先生住处,告知了他整个过程,并请他做做学生工作,避免学生们因所谓“轻率而不理智的行为”招来总督府更加强硬的措施。中山先生接受了他的请求,中午12点左右派山东交涉署总办杨晟前往德华大学安抚学生,决定下午2点前往大学参观,后因在广东会馆的活动有所耽搁,直至下午3点,中山先生在其夫人陪同下到德华大学,所有老师和学生,包括校长凯贝尔在内均在校门口迎接。在该校大礼堂,中山先生面对莘莘学子,发表了意味深长的演讲。他说:“我很高兴地接受了学堂的邀请,对学堂进行一次访问并向学生们发表讲话。中国的政府形式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然而年轻的共和国还处在发展的初始阶段,这就意味着必须动员所有力量,使之得到完善。共和国的宪法以自由和平等的原则为基本思想。但是人们要警惕对这一思想的滥用。自由和平等绝非没有限制,它们对官员、士兵和学生就不适用。后者在当今时代担负着十分艰巨的任务和责任。他们必须竭尽全力,为人民、为人类作出重大贡献。就学生而言,必须用极大的勤奋、热情和忘我的精神投入学习之中,以便完成学业之后能走向生活,以其所学的知识为人民大众谋幸福。这就是说,要创造一个幸福的中国,要通过发明创造或组织工作等,在公共生活的所有领域,为中国人民谋福利。中国的发展、进步和未来依藉于此。”

  他特别强调:学生们在高等学堂中有优越的机会,在重要的著名学者的指导下学习现代知识。在世界各国之中,德国以其文化和科学的发达,法律的完善而著称。学生们应当以德国为新中国的榜样。当然对于学生来说,高等学堂内的学习不是惟一的教育源泉,校园围墙之外也有许多知识和值得效仿之物。在来青岛的两天时间里,他看到中国尽管有数千年的古老文化,却没有创造出可与德国在短短十年间所作出的相媲美的业绩。街道、房屋、海港、卫生设施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出德国人的超常勤奋和努力精神。学生们在这里所看到的东西应该成为鞭策自己的动力,使自己树立这样的目标,就是把这个范例推广到全中国,把祖国建设得同样完美。这是学生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孙中山先生的演讲赢得全场热烈鼓掌,最后由该校中方总稽察蒋楷代表全校师生致谢。演讲结束后,中山先生参观了整个校园,详细了解了学校的陈列室和其他设施。最后所有人在学校门前的广场上拍摄了一张合影。根据胶澳总督麦维德给国内的电报,孙中山先生的到访和演讲极大地鼓舞了德华大学的学生们。

  访问完毕后,皈依基督教的孙中山先生携夫人来到北京路的基督教青年会。刘鹤亭、张子清、隋石卿等人组织了欢迎会,中山先生在会上“有诚恳之演说”,肯定了青岛基督教青年会对同盟会革命活动的支持和贡献,特别称赞了青年会通过创办学校倡导“人格救国”的理念,希望有更多国人进入这些学校,陶冶国民人格,改良政治,以此作为救国的根本方法。离别前,中山先生与青年会成员合影留念。

  傍晚,中山先生再次来到广东会馆,出席广东同乡会的宴会,并再次谈到了学习西方文化的重要性。

  10月1日晨,孙中山一行十数人前往崂山游览。麦维德在报告中说“在这里,他看到了植树造林以及道路建设的先进成就”。

  当天傍晚,中山先生在青岛大港码头登上“龙门号”轮船,启程前往上海。“龙门号”轮是德国亨宝洋行的商轮,往返于青岛—上海航线。前来送行的中国民众挤满了大鲍岛的主街——山东路(今中山路北段)。胶澳总督麦维德依然没有在这个公开场合露面,但他还是派出两名军政官员前来为中山先生送行,这两位官员带来麦维德的一句话“祝先生一路顺风”。中山先生让他们捎给麦维德一句话,“在青岛的几天给他留下的印象远比香港更深刻”。

  “模范”青岛

  离开青岛几天后,孙中山在上海接受德国记者沙茨曼采访时说:“我视察过青岛,非常满意,可作为以后中国城市开发的模范。若我们五百个县每县有十人到青岛参观,无论行政管理、市区、道路、码头、海港、大学、造林、公共建设、管理官衙,全部加以学习,对中国将有无比的好处。”上海《民立报》后来报道说,“孙中山对于青岛海港工程、森林事业及大学均异常嘉许,又言青岛足为德国文化及制度模范云”。作为国民党的党报,再次认证了这一历史事实。

  在青岛的三天访问,给孙中山先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对青岛城市建设,中山先生在后来的讲话中将其归功于“新颖之土地政策”。但中山先生访青期间并未结识单维廉,因单氏早在1909年即卸任回到德国。1921年,广东革命政府成立,孙中山当选非常大总统。为完成统一中国的计划,需要大量顾问和帮手,德国是他当时争取支持的主要国家之一。同年中山先生即派1905年在布鲁塞尔和柏林结识的朱和中前往德国,朱和中通过德国土地改革联盟会长达玛施克认识了单维廉。单维廉将1914年自己出版的《胶澳地区的土地、赋税和关税政策》一书赠送给朱和中,并高度认同中山先生的土地思想。当1922年朱和中返回国内时,中山先生在上海见到了朱和中,朱向其汇报了在德国的经历和见闻。

  朱和中本来打算翻译介绍新的魏玛共和国宪法及其法律体系,以飨国人。但中山先生认为国人已熟知魏玛宪法,对青岛土地法规则知之甚少,故而勉励他将单维廉的著作翻译出版。但朱和中认为单氏著作为“鸿篇巨制”,文字深奥难译,担心不能胜任。在中山先生一再鼓励下,朱和中闭门用了4个月(1922年11月至1923年2月)时间将书译完,共计13万字。1923年6月,由上海民智书局以《胶州行政》之书名出版发行。译作虽不完整,但对国人具有很重要的研究价值。1923年2月中山先生第三次返回广州,重建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设立广东全省经界总局,着手土地改革,并详细研究了单维廉著作的译本。1924年,他电请单维廉前往广州担任政府顾问,辅佐其子孙科在广州规划土地改革。

  据胡汉民回忆,孙中山、廖仲恺和单维廉曾在1924年10月期间就土地税的税率进行过讨论,开展了切实的研究,拟订了诸多实施办法。至1925年底,单维廉草拟完成了广州土地税法原则草案。1925年3月至6月《广州市市政公报》陆续翻译刊载了单维廉的《胶州之赋税政策》。但令人惋惜的是,1925年3月12日,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同年底,单维廉也在广州突遭车祸,于次年1月初遽然去世。孙科参加了他的葬礼,为其题写了碑铭:云山常青,珠水长流;单君仙逝,吊者永久。这方纪念碑原计划1926年11月树立,后因时局变化,孙科离穗,延至1931年8月才正式立碑,当时还举行了盛大的仪式,有文献提到其“墓设南市岛”。但因时势变迁,已不可考。

  单维廉制定的土地法规虽因中山先生病逝和时局变幻而未及实行,但对后来国民政府土地政策的影响非常深远。1930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制定的《土地法原则》经国民党中央171次政治会议通过,其中就参考了青岛的既有做法,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土地法》的立法原则和基础。

  青岛的港口铁路建设模式也对孙中山影响很大,中山先生在1921年出版的《实业计划》中记述了他从德国管理青岛中所得的经验。《实业计划》把中国经济按照经济地理划分为五大经济区,提出每一经济区设定一个港口龙头城市和延伸腹地的铁路线,以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南方大港为核心,配套建设五大铁路系统及二三等港口,构建覆盖全国的水陆交通网络。这一思想影响了20世纪30年代青岛的大都市计划,1935年青岛市政府出台的《青岛市施行都市计划方案初稿》就采纳了孙中山的这一规划思路,把青岛定位为中国五大经济区之一——黄河区的出海口,以青岛港为龙头,修筑连接黄河流域各省的重要城市和矿产地的铁路线,实现港口城市和内陆腹地的联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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