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美国记者白修德在延安窑洞前目睹了这样的场景：毛泽东一边蹲在菜园里一边还在研究和思考工作，周恩来用铅笔在粗草纸上批阅文件，朱德正与农民比赛挑水……通过外国记者的笔触，一个个真实、立体的中共领导人形象向海内外展示。

　　群众视共产党人为“自己的领导人”

　　1936年6月，斯诺抵达陕北，历时四个月走访军民、采访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最终写下了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

　　关于毛泽东，斯诺在来延安之前听说过多种版本。通过近距离接触，斯诺确信：他是一个精通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博览群书，对历史和哲学有深入的研究，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让人印象深刻，对于工作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颇有才能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

　　在斯诺看来，毛泽东不仅是一个政党的领袖，“更是历史上最大的人民救星”。至于周恩来，有着“无可比拟的吃苦耐劳的能力，无私地忠于一种思想和从不承认失败的不屈不挠精神”。中共领导人及其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犹如一颗璀璨的红星，不仅照亮了中国的西北，也必将闪耀全中国乃至全世界。

　　1946年，在与美国女记者斯特朗的交流中，毛泽东说出了著名的“纸老虎”一词。斯特朗感慨：“这次谈话成为我所经历过的最激动人心的谈话。我从未遇见过有人使用比喻如此贴切而充满诗意。”

　　“什么是中国共产党”，是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写在一张纸条上的。1937年，史沫特莱来到延安，深入探究“什么是中国共产党”。透过她的文字，透过不少进步的外国记者们的记录和报道，海内外的很多人士找到了答案。如以身作则、廉洁自律的优良品格。“毛泽东住在简陋的窑洞里，穿的是打了补丁的衣服，吃的是小米饭和辣椒土豆丝；周恩来睡的是土炕”，在延安，物质上的贫乏与精神上的富足形成了鲜明对比。

　　美国记者福尔曼在《北行漫记》中，进一步描述了中共领导人关心群众生活的情景：“在延安，我看到中共领导人亲自下地劳动，帮助农民收割庄稼；他们还经常深入农村、工厂，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及时解决群众的困难。”这种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作风，让群众视共产党人为“他们自己的领导人”和“他们意志的代言人”。

　　“延安的窑洞有马列主义”

　　“露天教室里，留着大胡子的教授激情澎湃地讲解马克思主义经典，戴着八角帽的学员们用子弹壳改制的钢笔记录。”这是斯特朗在《中国人征服中国》中描绘的延安大学课堂的场景。当国民党用黄金储备大肆购买美式装备之际，共产党正在窑洞里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

　　斯诺回忆：“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党中央在延安的十多年，是毛泽东思想逐步走向丰富和成熟的关键时期。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收录的159篇重要著作，成文于延安时期的有112篇。

　　在延安，斯特朗还同刘少奇进行了一次谈话。后来，斯特朗把同刘少奇等人的谈话内容，整理成《毛泽东的思想》。她说，那篇文章是世界上发表的第一篇论述毛泽东思想的文章，“别的友好作家描述了他们的成就，而我还注意写他们的理论”。

　　史沫特莱介绍，当时八路军战士的背包里“装着油印小册子，从《共产党宣言》节选到田间管理技术应有尽有”。其中，朱德的皮包里装着《反杜林论》，并在太行山根据地组织“战壕哲学课”，在八路军内部掀起了马克思主义学习热潮。

　　斯诺、史沫特莱、贝特兰、斯特朗等一批批外国记者纷至沓来。他们笔下的共产党人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坚定践行者，又是与群众同甘共苦的人民公仆。   刘丽娜 夏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