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瑞星（本报回忆录创作班学员）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个初秋夜晚，我与小弟和父母上炕睡觉。在我迷迷糊糊的时候，听见母亲的呼叫。父亲点上油灯询问缘由，这时母亲已说不清话。父亲急得一时没了主意，便叫我去找邻居叔叔。

　　邻居叔叔是一位退伍老八路，见识广。他到我们家后询问情况，我父亲说母亲睡觉时打了个哈欠，接着就说不清话了，上下嘴唇合不拢。叔叔用手捋了捋母亲的脸庞，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

　　俗话说，有病乱投医。一早，父亲牵了头驴，备好鞍，让母亲骑上，说去山前找一位有名的神婆看看，兴许病就好了。可是下午父母回来，病情依旧。

　　万般无奈之下，父亲说，到镇上卫生所去看看吧。我挽着小脚母亲的手臂，和父亲步行去医院。还好，大夫们没下班，有一位高大夫问明了情况。

　　看到我父母紧张的心情，他便安抚说：“不要紧，是打哈欠时上下颚脱臼了，安上就好。”说罢，他便洗洗手，在自己的左右拇指上缠了白纱布，让母亲坐好后，他两拇指在母亲嘴里一按，只听得轻微“嘎巴”一声，好了，母亲的嘴合上了。

　　整整一个昼夜，20多个小时没合嘴，水不能喝，饭不能吃，那种罪真让人受不了。听到这位大夫的一声“好”，我们悬着的一颗心才落了下来。谢天谢地，父母是孩子们的天。一种对大夫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大夫接着说了一些宽慰的话，还告知了回家如何注意的事项，一分钱没收，就治好了病。我父母千恩万谢，父亲很有感慨地说了一句：“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我也不由自主地向大夫敬了一个少先队礼。

　　次日，母亲把家中攒的20多个鸡蛋，让父亲送给卫生所，向其表示感谢。这位大夫的名字我没听清，只记得他家是龙岗的，当时30来岁，中等身材，说话和蔼，他是我一生中难忘的大夫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