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安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出自杨度《湖南少年歌》中的这句话，足足震撼了中国人上百年。那么，何以湖南？

　　2024年7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复旦大学张伟然教授的《湘江：流淌的文明》对此作出了解读，读来备受启发。他在书中一再阐明的区域特点和群体性格，莫过于“习于辞赋”。这句话，一语道破“湖湘文化”的天机。古往今来，湖南风云人物擅长辞赋者不胜枚举。而他本人，在这方面无疑就是身体力行者。不能不佩服其视野宏阔与文笔老到，千百年来的文化嬗变与历史演进、文化现象与历史人物，俯拾即是，信手拈来，置于大气磅礴、气象万千的结构框架之中，宛如一幅智力拼图，显示出其良苦用心。这种充满理性叩问与唯美追求的书写，不仅是对历史文化的敬畏，更是对乡邦故土的守望。

　　湘江之于湖南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一条大河孕育出一个独特的地理区域，更涵养出一个与众不同的群体性格。湖南人质直果敢、执拗坚韧的性格特点，从三闾大夫屈原到船山先生王夫之身上可以找到确证，从推翻秦暴政的那声呐喊“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到岳麓书院的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中可以找到注解。挥笔写就了“苍山如海，残阳如血”“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这等雄浑大气诗句的毛泽东，血脉中同样传承着先民的豪气与壮志。

　　中共一大13位正式代表中，籍贯属于两湖地区的就有9位，占到70%。两湖，行政建制早年间难解难分融为一体。清康熙六年（1667年），湖南建省，与湖北分道扬镳。尽管如此，由于都属于楚地，楚文化的影响浓度之大，无论如何都是难以化解的，两省的文化个性就有了一定的相通相似之处。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出身两湖的先进知识分子所起到的作用显而易见。

　　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何叔衡、刘少奇、彭德怀、胡耀邦皆为湖南人，与其先人们存在着一种不绝如缕的文化传承。而这，恰恰就是湘江所造就的湖湘文化神奇之所在、魅力之所在。

　　在戊戌变法黑云压顶之际，发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流血而牺牲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悲壮之语、慷慨赴死的谭嗣同；在辛亥革命揭竿而起的前夜，写就了《警世钟》和《猛回头》，发出振聋发聩的革命救国呼号，纵身一跳舍生取义，意图唤醒沉睡国人的陈天华……陈天华在日本海蹈海与屈原在汨罗江投江，何其相似乃尔！时空转换的场景，似曾相识的义举，异曲同工的性格，殊途同归的勇毅，千百年来，始终如一。那种凛然正气，穿透岁月，具有永不消逝的强大生命力，勾勒出的正是湖南人所特有的坚贞不屈、勇往直前的文化性格。

　　张伟然梳理了以湖南为中心的湖湘文化的发展脉络。他认为，这里的文化起初并不强健，反而有些偏弱，此之谓“砦寙偷生”。后来，趋向昂扬进取，偏强，此之谓“劲悍尚气”。缘何如此？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当湖南是化外之地、边陲之地时，这里的“蛮”气十足。随着中原王朝开疆拓土，把比湖南更偏远的广东、广西、云南等地纳入统治视野，成为新的化外之地、边陲之地之后，湖南摇身一变成了吸纳中原文化较为便捷的腹地，由此“蛮”气渐洗。张伟然创造性地提出了“场”“正极”“负极”的概念。如果将一个国家中某一个区域的文化视之为“场”，那么这个“场”最好是处于“正极”即政治中心城市和“负极”即“经济中心城市”之间，唯其如此，才能最为健朗。回首往昔，当中国政治和经济中心都在北方的时候，湖南荒蛮不堪。当政治中心之一确定为南京、经济中心之一确定为对外通商口岸广州之时，恰好处于“正极”和“负极”之间的湖南，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导致这里人们的精神气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观。

　　明清之际，南京与广州地位的提升，直接造就了湖南人文精神状况的优化与提升。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湖南读书人思想分化十分严重，容易走向两个极端，要么极端顽固保守，要么极端开放进取，形成一道奇异的人文景观。正是这方沃土，走出了与林则徐一道“睁眼看世界”、写成《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的魏源，也走出了“同治中兴”的名臣骁将、留下“无湘不成军”传奇的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同样也走出了“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的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独步天下，独领风骚，书写了浓墨重彩甚至熠熠闪光的篇章。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湖南人鲜明的文化性格，往往被称为“湖南风度”和“湖南派头”。湘江，如同一股清流，不仅涤荡着湖南一隅文化精神上的颓废之气与污泥浊水，而且提振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无形之中影响和改变着历史的走向。无怪乎杜甫早就留下了一个非常具有前瞻性与预见性的判断：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嗟。

　　作者简介：陆安，青岛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二级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