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常见年轻人手持特种面板的手机在玩游戏，或在地铁上或在公交上。如今游戏俨然成为一种产业，探究游戏的起源与本质，并进而深刻理解游戏存在的理由以及我辈对其应持的态度，或许对众多游戏爱好者或参与者有所裨益。

　　游戏的起源可谓早矣。看动物世界得知，小动物在出生后便开始跟父母或兄弟姊妹嬉闹，可见游戏堪称动物的本能。据说在远古时代流传着一首叫做“击壤”的歌，歌词很有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五句歌词描写在唐尧时代天下太平和谐，人们勤于劳作无所纷争。在尧舜那个大同世界里，人们唱歌不忘游戏，“击壤”就是典型的一种远古游戏。据考证说，击壤游戏是这样的：先找一块长三尺的木头，斜插在地上，然后在三四步远的地方，人们手持土块去打这块木头，看谁打得稳准狠。这让我想起半个世纪前的青岛，不也曾流行过打木头的游戏吗？

　　我总觉着游戏和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历史上曾有一种理论认为，艺术就是起源于游戏。德国诗人席勒曾说，人受感性冲动和理性法则的约束，只有在游戏当中才能摆脱这两类约束实现身心自由，并发散个体的过剩精力。在这一点上，游戏和艺术还真有相通之处。古希腊还有一种理论，认为艺术起源于模仿，所谓“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仔细想想，下围棋、打麻将，何尝不是对世界的抽象模仿呢？可见，游戏与艺术如影随形，在发生学上很难将两者截然分开。

　　话虽如此，游戏毕竟不是艺术。老祖宗早已看到这一点。周朝初年，西方邦国上贡了一只大獒，这时召公告诫周武王，要防止“玩物丧志”，远离那些斗鸡走犬的游戏。当然游戏也并非一无是处。孔夫子曾说，有些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这些人可以去玩玩“博弈”的游戏，至少比闲着啥都不干要好。孔夫子说这话并不是鼓励大家玩游戏，而是劝戒多干正事儿，实在无聊了则不妨游戏一下。孔夫子还曾提倡大家要“游于艺”，学会在艺术当中涵养性情。综合起来看，尽管游戏与艺术有好多相通之处，先贤们还是鼓励大家在正业之外，宁可优游于艺术当中，不要迷失于游戏世界。

　　艺术和游戏，果然都出自人类的天性，先贤们并未一味拂逆人们游戏的本能。《礼记》中有一篇名为《投壶》的文章，罗列了宴会中主宾双方用箭往壶中投放以定胜负的细则。尽管这仅是游戏，但是先贤们还是给投壶注入深刻内涵，司马光就解释说，投壶游戏能传播中庸思想——中庸就是无过无不及，持箭投壶投远了或投近了都不能够投中，只有投得正正好才行，所谓秉持中正之道。唐朝人喜欢玩游戏。李商隐诗“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其中“送钩”是一种用手藏钩的游戏，与青岛本地猜火柴杆儿的游戏有些类似；“射覆”则是毛巾底下藏物让人猜的游戏，老戏法儿里面就有。宋朝人也喜欢玩游戏。欧阳修被贬到离南京很近的安徽滁州，写下了著名的《醉翁亭记》：“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射是投壶一类游戏，弈当然就是下棋。

　　这世界变化快。当今各种游戏正变换着花样，通过各种方式显现在人们面前，再加上现代化的声光电，着实吸引了不少人的不少精力。有玩消消乐的、有玩网游的、有玩本土够级保皇的，除非你不用手机，否则真难以忽略游戏的存在。庄子曾经讲了一个故事，说一个叫“臧”的人和一个叫“谷”的人一起去放羊，结果两人的羊都丢了。问其原因，“臧”说我在读书，因此羊丢了；“谷”说我在玩游戏，因此羊也丢了。如果咱只有这两个楷模可供学习，那还是奉劝大家以学“臧”为主，偶尔效仿一下“谷”。不过不管是学习还是游戏，都别弄丢了羊，那才是生活的根本。

　　文/许秉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