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基沟镇有两个商店，并排于镇中心的公路北侧，一为综合商店，一为副食商店。两店之间有一个铁大门，门两边各立一个水泥柱，柱上刻了两行凸起的字，字是红色，体是行楷：“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那时我们镇上的商店还不叫商店，而叫合社，合作社的简称。

　　上哪去了，老王？

　　去合社打了一桶酱油。

　　就这样。

　　应该说，合社是镇上最为热闹的地方，特别是春节前夕，不仅大人们背着兜子提着篮子来这里采购，就是我们这些半大孩子，也要把一年中积攒的零钱悉数花掉。鞭炮、糖块、小人书，恨不得一网打尽。那时很多东西都是凭票供应，香烟、白糖、鸡蛋、棉花、布料，尤其是肉——合社的后院就是屠宰场，每逢节日，那里就会传出屠宰声，人们在老远都能听到。这时，家里有肉票的会拿出来盘算一下，是否去割一块肉解解馋。这个差事，通常也不交给小孩子，而是大人亲自出马。人群中，他们一边用力地往前挤着，一边满脸堆笑央求手握砍刀的售货员：要肥的，要肥的。为什么是肥的？因为肥肉不仅香，还能炼出油来。

　　小孩子们去副食商店，一般是给家里买最基本的生活用品，如酱油、咸盐，抑或是给大人打酒。说来这也是一个美差，因为剩余的零钱就可以自己留着或直接买糖块吃了。当然，如果能有剩余的话。

　　我最愿意去的是综合商店。

　　现在，我仍然能记起综合商店里的商品布置。进门左侧，是卖生产工具和厨具的，锹、镐、锯、钳子、镰刀、菜刀、螺丝刀、扫帚、斫板、铁锅、瓷缸等等，应有尽有。右侧是文化用品、洗漱用品、布匹、鞋帽及服装。我们的小学校在沟里的南山坡上，我们每次上学一般都走铁道，快到学校时再转入苞米地里的小道，这样就会近些。但放学，一定是走大道，也就是镇上唯一的一条公路。大道经过合社，无论中午还是下午放学，我们都愿意钻进综合商店转一圈，尤其是文化用品柜台，即使兜里没有钱，也会趴在那里看一会儿，发现有新到的小人书暂时买不起，心里就憋着一股劲儿，请售货员给留着，等攒够了钱再来买。小镇不大，售货员一般都认识。卖文化用品的那个青年妇女，还是我家邻居，我叫她金姐。那时，我喜欢写毛笔字和画画，所以只要我买，一般抢手货金姐都能给我留着，包括图画纸、水彩、钢笔毛笔、墨汁，甚至看中喜欢的年画。

　　有时去合社，也不一定就是要买什么紧要的东西，而是为了看墙上的广告画，这些画都与相应柜台所卖的商品有关，比如卖鱼的柜台后面自然是鱼，糖果的就是糖果，锅碗瓢盆的就是锅碗瓢盆，服装鞋帽的就是服装鞋帽，都是水粉画。据说，这些画是镇上几位美术工作者创作的，其中包括学校的美术老师和两名高年级的学生，让人好生羡慕。

　　我不仅熟悉卖文化用品的金姐，卖烟酒糖茶的杨哥，就是卖布匹的老郑头我也认识——当然，当面我并不会这样称呼人家，而是叫郑大爷。据说老郑头不是本地人，甚至可能都不是东北人。印象中他经常戴一顶帽子，一双眼睛深且大，用语文课本上的形容词就是炯炯有神。我之所以对老郑头印象深刻，是因为四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们班来了一位新同学，班主任介绍说叫郑金星。然后下课时，几个男生就给郑金星围了起来，你一言我一语地问这问那。

　　哪来的新同学啊，让我见见大世面呗？我调皮地说。

　　郑金星没吱声，低着头。

　　这时还在和我们班主任聊天的老郑头，就过来说：我告诉你什么叫作大石面，就是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前有块大石头，拢共有四个面……臭小子，你要是胆敢欺负俺家郑金星，看我告诉你爸揍你不？

　　我当然不会欺负郑金星。我怎么会是那样的人呢。

　　相反，我和郑金星很快就成为了好朋友，放学经常一起走。记得他家住在离我家不远的上片，他的姐姐和姐夫在家开了一个服装店，活做得好，颇受镇上的人欢迎。记忆中我是去过他家几次的，他也来过我家，比如晚上看电影，我总是去他家会他。印象最深的是一次中午放学，我俩在大道上玩“啪叽”，一直玩到下午两三点钟，难分胜负。其实，前一天下过一场大雨，道上的坑凹处还汪着一摊摊黄水，我们只能挑干燥的几小块地儿玩。时有汽车跑过，溅我们一身泥水，未及捡起的“啪叽”亦被碾在车轮底下。

　　郑金星说，等太阳再热些，就会把路面烤干了。

　　现在想来，那是我所有少年游戏中至今最为难忘的下午。

　　后来上初中的时候，郑金星转学去了外地——也许是回老家了吧，我们失去了联系。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也离开故乡到一个更大的矿山上学、工作，有时也会回到树基沟看望父母，这时的树基沟已经撤镇，变成了一个街道一个村落。公路北侧的合社虽然还在，甚至副食商店、综合商店的牌匾换成了镂空的铁板字，但已然大门紧锁，窗板关闭。只有副食商店把头一角，尚留一个窗口，原来卖烟酒糖茶的杨哥在那里经营一些日常商品。人们去买东西，已不再称合社，也不叫商店卖店，而直接说小杨家——小杨家新进了冻梨……合社也就成了我记忆里消逝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