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正在步入转型升级的下半场。和所有步入后工业社会的国家一样，怎样避免因为先期工业转移，产生和蔓延锈带区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首席研究员马兆远在《智造中国》一书中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解题思路:向智能制造升级的关键在于具备工程思维的高技能人才的培养。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所尝试的先进制造研究中心（Advanced Manufacturing Research Centre，简称 AMRC）模式，则是这一思路得以开启的“原点”。

 书中通过对AMRC模式的详细解析，提供了一个锈带复兴的新循环：一个大学可以支持一个研究所的发展，研究所可以为工业企业提供研发服务，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制造企业在周围投资建厂；这些工厂转化了老就业，吸引了新移民，重振一度衰败的锈带城市；研究所也为这些工业企业培养了本地年轻人，年轻人通过在这里学习工业技术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改变这个地区的未来。

 这样粗线条梳理下的答案似乎并不新鲜，不外乎老生常谈的产学研转化机制的打通。但细读之后会发现，其中有一个我们忽视的盲区：那就是对技术转化链条中工人，更准确地说是工程师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他们链接起了技术和产业化之间那道难以逾越的鸿沟。正是有针对性地培养这方面的人才，AMRC模式得以成功，并开始在不同的国家、城市复制。

 创造了这一模式的英国皇家学院院士基思·伯内特爵士（Keith Burnett）的亲身感受也许最具说服力。他在为本书撰写的序言中说：

 我在威尔士的朗达山谷里长大。那里因为发展煤炭和钢铁工业而闻名，这也为当地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我的岳父参与设计和建造了当地最大的钢铁厂，我的父亲曾为一家工业陶瓷厂工作。制造业就围绕在我的身边。

 后来，我离开了朗达山谷去牛津大学读书，而我的故乡也在经历着变化。工业逐渐衰退，随之而来的便是工人失业和经济困难。原来很多适合当地年轻人的工作岗位逐渐消失，人们似乎只能去别的地方或别的行业中找工作了。

 但我从不认为成为一个科学家就可以脱离熟练工人所具备的工程技术能力。我的父亲使我清晰地认识到，即使动脑过日子也不能离开动手的技巧。将理论与实践分离开来一定是错的。

 作为一个物理学家，我深深地了解这一点。所有有成就的科学家都会告诉你，他们之所以可以得出重要的发现，无论是研究宇宙还是病毒，无论是设计大型粒子对撞机还是基因排序，都要依靠出色的动手能力。我们的通信依赖半导体技术，空间站依赖高质量的金属和加工这些金属的技能。

 因此，我意识到，在这个“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时代，把我现在所做的研究和我儿时就已熟悉的制造业结合在一起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这个时代把我们的最新技术突破与传统制造业中真正做实业的人和地区联系了起来。

 对于像我的故乡威尔士一样受锈带问题困扰的后工业化地区，这是一个新生的机会。发生同样问题的地区还有英格兰北部和中国的工业中心，这些地方也面临着来自海外更廉价的劳动力和工作机会流失的挑战。

 让我尤其兴奋的是，这也意味着为年轻人创造更多的机会，重塑工人的尊严，他们可以在新工厂里使用数字技术，同时结合他们已经具有的工程技术来重新塑造未来。在曾经的旧工厂和矿区，新的研究机构给社区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也为当地企业带来了订单。一度颓废的工业城市如今焕发了生机。

 能推动这种转变的人需要有远见和敢为天下先的勇气。而回报将体现在愿意做出转变的人的工作和生活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发展更加绿色的工业技术，把一个充满更加新鲜的空气和充足的自然资源的地球留给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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