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年过五旬的阿包通过手机上语音转文字，誊写出一本叫《阿包》的书。最早产生写书的念头，是她被人拐卖逃回贵阳之后，她想告诉两个女儿，那些日子她是怎么过来的，希望她们懂得她经历的生活，不再重蹈覆辙。

　　“一个不识字的女人对着手机，一定要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这件事情本身就很特别。”帮阿包出书的出版社编辑涂涂说。

　　像我这样卑微的生命

　　如果不是阿包写出来，她的女儿小菊永远也不知道母亲的内心经历了怎样的风暴。

　　小菊知道的是，1968年，阿包出生在贵州黔东南的雷山县固鲁村。小时候她一心想读书，她可以认字，可以不用干那么多苦力活。为了赚两块八毛钱的学费，阿包挑红薯藤到街上卖，到山上割草药、采茶卖，但很快她上学的希望落空了。她是家里的重要劳动力，而她赚来的钱只能补贴家用。

　　后来，20岁的阿包嫁给大自己18岁的煤矿工人老赵。老赵离过婚，和前妻有个女儿。阿包又生下两个女儿，加上老赵的母亲，一家五口人生活在一起。阿包一直拼命挣钱养家。

　　关于阿包的内心世界，女儿小菊并不知道。刚开始，阿包也担心这些经历写出来，女儿们会感到难为情，但女儿们宽慰她说，没关系。

　　阿包写完后，小菊看了她的手稿。她第一次看到阿包详述自己的经历，加上细腻的内心独白。

　　阿包在书中写道，我并不害怕贫穷，最怕的就是被人打被人歧视……像我们这样卑微的生命，本来就不该来到这个世界上。

　　“像在控诉命运，却又真实。”

　　“我因为走错了路来到人间，却依旧没有改变一生是牲口一样的命运？”

　　阿包写下的这些文字和涂涂以往看过的都不一样，“像在控诉命运，却又真实。”

　　2021年，阿包写好后，潘年英帮她改了一遍错别字，就拿给出版社。潘年英是阿包现在的丈夫，比她大五岁，她叫他潘哥。

　　虽然他之前就反复听阿包讲她的故事，但当这些故事变成文字后，他仍一下子被带了进去。

　　虽然第一眼看上去，阿包的书稿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但让编辑涂涂想到人类古早的口传文学传统。看完后，涂涂有一种感觉，它写的是一个普通女人的挣扎，以及一个人经历了命运的重压后，没有放弃，一直保持着对世界的善意，最后她活出来了。

　　曾经有一次，当阿包讲起她的故事时，潘哥说，阿包你太苦了，你可以把你的经历都写出来。有一天，他突然看到阿包坐在桌子前，写什么东西，他还觉得奇怪，阿包不识字，怎么会写东西？

　　阿包说，女儿小菊告诉她，手机有语音转文字功能，她先对着手机讲出来，转换成文字，再一个字一个字誊抄下来。抄完她又继续对着手机说，继续写。

　　那段时间里，只要一空闲下来，阿包就坐在书桌前，埋头写字。那时她还把小菊的女儿、一岁的外甥女带在身边。等把孩子哄睡着了，安静了，她就开始写。

　　“一个没有读过书，也没有跟文字有过任何交道的人，当然是不会写作的。”潘哥刚看到她开头写的那段文字时，心里觉得有点好笑。他对她说，你不用每一句话都要讲“那时候”。

　　半年之后，阿包把她记得的故事写完了。潘哥拿到打印店里打印出来，再来校对和修正。他帮她删除了一些“那时候”。但后来他发现，其实不删也是可以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样才是她的风格。

　　阿包写下的这些文字的时候，潘哥常常看到她眼泪汪汪的。“这书中的故事，是她个人生命史的真实记录。”

　　“她从农村进入城市后的那种努力和挣扎，以及所面临的种种生活困境和出路，一点也不亚于一部严肃的人类学田野志的书写。”潘哥说，而从文学的意义上讲，一个文盲朴实无华的文字，也严重地挑战着那些酷爱修辞和迷恋形容词的作家群体的文本。

　　在母亲的经历中，小菊看到了她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母亲只是一个普通女性，但“却总有一股向上的生命力”。　　 袁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