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电视剧《人生若如初见》热播，晚清历史受关注，剧中主角在日本留学的经历引发观众好奇。甲午战争日本打破清朝“中兴幻象”，清政府却大张旗鼓向其派遣留学生，这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

　　最不肯输的对手与最廉价的改革

　　中日两国虽一衣带水，但互动并不紧密。隋唐时日本多次向中国学习，后因武士阶层崛起，陷入“武家政治”时代，与东亚大陆及朝鲜半岛外交联络时断时续。清朝中下层民众对日本印象停留在明朝的“倭寇”“蕞尔小国”。甲午战败消息传来，举国陷入自我怀疑，毕竟此前清朝虽败于英、法、沙俄，但这些国家是列强，而日本长期被视为藩邦小国，此次战败令人难以接受。

　　甲午战败前，清政府对历次失败都有推脱理由。鸦片战争败北后，满蒙勋贵鼓吹英夷船坚炮利，若非截断运河，朝廷必能令其片帆西返；“第二次鸦片战争”失利归咎于“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湘军、淮军集团认为从欧洲列强手中买来新式装备、建立工厂便能反败为胜，“洋务运动”兴起及“边疆危机”化解似乎证明了这一观点。然而，甲午战败让清政府不得不正视现实，考虑变法。但“废八股改授现代科学”等一系列改革举措触动太多人既得利益，难以推动。在此情况下，派遣留学生向日本学习被视为一种简单、有效的改革途径。

　　唯有中国可医的日本“帝国病”

　　与中国基于政治和经济因素将日本作为海外留学重点区域不同，日本此时也很需要中国的支持和认可，因为它患上了“帝国病”。甲午战后，日本虽获巨额赔款、实现领土扩张初期目标，但国内政治、经济问题未缓解，反而加剧。战争开支使地租上涨四成，1896年酒税、烟草专卖制等间接税上涨，小农贫农纷纷破产，再次沦为佃农。日本产业工人境遇也不好，本土重工业起步晚，战争所需军舰和枪炮靠纺织业和矿石出口外汇购买，企业利润和军备税收双重盘剥，工人生活困苦。加之城市化进程和桑园种植面积扩大，粮食价格直线攀升。

　　各地“米骚动”和罢工运动不断，促进了日本国内社会主义思潮萌芽，也使日本政坛放弃“休养生息”，选择对内通过《治安警察法》镇压民众反抗，对外以“维新输出”和军事干涉加入西方列强瓜分东亚的行列。“维新输出”名义上是辅助东亚各国参照日本明治维新模式走入近现代国家行列，实质是打造以日本为宗主的新秩序。1898年伊藤博文访华，此时清政府已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告“戊戌变法”发端。伊藤博文自以为能出任清政府变法“总顾问”，但到北京后发现气氛不对。他此举初衷并非推动中国富强，而是希望“变法派”日后成为日本在华利益代言人，或成为中日交涉的重要砝码。伊藤博文访华后，日本海军以保护在华利益派出军舰来华，造成意图劫持慈禧的假象。9月29日，伊藤博文离开北京，之后与张之洞会商，张之洞开出条件，若日本驱逐康有为，湖北编练新式陆军将聘请日本军事顾问，所需设备也将从日本进口。伊藤博文回国后鼓吹慈禧镇压“变法派”有裨于政局稳定，但日本政府留了后手，梁启超主编的《请议报》在日本横滨发表，日本成为康、梁“保皇党”重要据点。以湖北为起点，大批日本军事顾问和清政府赴日军校留学生逐渐在中国掀起军事革命。

　　争夺新军控制权的日本士官学院留学生们

　　1903年，清廷设立练兵处，本意是以编练新军收兵权于中央，配置了庆亲王奕劻、袁世凯、铁良三位大臣。但很快引发满汉冲突，据哈汉章回忆，引爆冲突的是留日归来的满人青年军官良弼，但彭贺超研究认为真正大量往练兵处调入留日士官生的是袁世凯。袁世凯这样做，既是为了从地方借调留日军事人才供中央之用，也是为了自我解围、收回留日军事教育主导权。

　　在后续南、北新军发展中，留日士官们逐渐走上领导岗位，但他们没有帮良弼对抗袁世凯，而是计划推翻清政府。1911年9月，永平秋操中，以汉族新军为“东军”，以良弼所组建的“满族禁卫军”为“西军”，并拟定“西军”先败后胜的演习剧本，这挫伤了汉族新军的自尊心。秋操尚未开始，留学日本的湖北籍军官吴禄贞便与同僚秘议以实弹攻击“西军”，但武昌起义消息传来，参演各部队草草收兵，吴禄贞又鼓动张绍增发动“兵谏”，要求清廷废除内阁、速开国会。张绍增在得到清廷起用袁世凯并接受其兵谏要求后，“停军不发”，后在袁世凯利诱下放弃兵权。随后袁世凯暗杀吴禄贞，弹压第二十镇中的异己分子，“滦州兵谏”失败。1912年1月26日，良弼遭同盟会京津保支部成员彭家珍投掷炸弹，被炸伤左腿后不治身亡，清政府利用留日士官对抗北洋军阀和革命党人的计划破产。

　　赵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