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对外贸易的重要性，计划以多余原料和产品交换必需物资。1946年5月，任弼时提出各解放区要收集对外贸易原料和制造品，争取直接与国外贸易。新中国成立前夕，解放区扩大，对外贸易需求增加，而香港作为转口商埠，中国共产党积极尝试开通与香港的贸易通道。

　　东北解放区与香港的贸易尝试

　　中国共产党重视东北解放区经济建设，该地区粮食丰富，但工业品和生活物资欠缺。1946年7月11日，陈云在东北局会议上提出，东北需出口粮食换取生产生活物品，要打通对外贸易。此后，东北局虽着重与朝鲜北部开展双边贸易，但也谋划打通与香港的海上贸易通道。

　　1946年8月，周恩来指示香港贸易机构负责人杨琳打通海上运输，发展国外贸易。次年3月，周恩来又命令钱之光到解放区沿海口岸设法和香港建立联系。钱之光前往烟台解放区准备与香港方面联系，后因形势变化改道进入大连。期间，东北局也在接触香港，如陈云致信杨琳在港购买进步影片运往东北，试探海上贸易通道。东北局主要财经领导决定，钱之光留在大连组织货源，打通东北和香港之间的贸易通道。

　　1947年11月初，东北局将1000吨粮食和土特产运往朝鲜罗津港，通过租用的苏联轮船“阿尔丹号”直航香港。一周后货轮顺利抵港，香港方面电告中央航道已打通。此后两地贸易频繁，东北粮食、土特产在港受欢迎，煤炭、豆饼等远销海外，药品、棉纱、汽车零件等用品被大量运入解放区。随着东北解放区扩大，两地贸易激增。

　　新型津港贸易的连锁反应

　　1949年初，华北等北方大部基本解放，南方工商界希望恢复华北贸易。上海航商致电中共中央提议启程平津商议贸易及航运，获中共中央同意。中共中央决定开启新中国对外贸易，天津被视作范例。香港充斥着与“华北恢复贸易声”，英商之高华利轮自港抵津，让香港工商界认为津港贸易将恢复繁盛。

　　在发展津港贸易中，中国共产党完善运转方式。一方面，明确贸易规则，华北区制定对外贸易管理暂行办法。另一方面，加强对香港商人的沟通与照顾，举行座谈会解答疑惑。这使得津港贸易走向规范化，1946年天津港进口多为日用消费品，1949年后转变为进口工业原料、化学制品等生产用品。数月间，津港两地进出口货物数量及种类大增。

　　津港贸易的顺利开展增进了香港商人对各解放区贸易的热情与信心。青岛解放后，有货轮自香港抵青；上海重新通航时，香港各界预测有英国船抵沪，工商界加紧备货。香港《大公报》称，解放区与香港的贸易不断发展。

　　中国共产党开通香港贸易的展望

　　国民党政权实行“关闭政策”，企图封锁解放区港口。1949年6月18日，宣布封锁天津、青岛、上海、宁波及长江各商埠，禁止一切海外商运。这一政策威胁了解放区与香港的海上贸易通道，如载有上海电力公司煤油的莱姆河号因封锁政策折回香港。

　　受封锁影响，部分解放区港口城市陷入困境，上海尤为明显。大量自港驶沪货轮受阻，导致机器业几乎崩溃，纺织业成本高于卖价，百货业销售困难，粮价上涨。

　　为突破困境，中国共产党探索新的香港贸易通道。8月8日，陈云在上海财经会议上指出，要准备应对外国势力长期封锁，同时指出从香港可进出一些货物，广州解放后南边有通路。陈云所指的南方贸易通路是粤港贸易线，两地交通便利，商旅往来频繁，有固定陆路和稳定海路交通，加之英国对华贸易需求，形成预留紧急通道。广州解放后，中国共产党迅速重建粤港贸易，到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这一通道成为新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贸易往来的关键。

　　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积极探索解放区与香港之间的贸易关系，从东北解放区的尝试，到津港贸易的示范，再到预留粤港贸易通道，见证了新中国对外贸易的起步。这些尝试与发展为解放区的经济建设、民生建设，乃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反“封锁”“禁运”作出了重要贡献。　　 林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