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5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发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又称“五一施政纲领”），强调：“此纲领内容极为重要，不但表示团结抗战之总方针，并包举各方面的正确政策。”这份纲领在华北华中各根据地、国民党区域、日本占领区及海外侨胞中广泛传播，在实践中极大促进了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法治建设和社会进步，对后来建设新中国产生深远影响。

　　为更好开展抗战和根据地建设而颁布

　　“五一施政纲领”诞生于抗日战争与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复杂背景。1937年3月，陕甘苏区改为陕甘宁特区，5月再改为陕甘宁边区。6月，边区党委颁布《民主政府施政纲领》，1939年初，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制定《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纲领》，为“五一施政纲领”奠定理论与实践基础。

　　当时边区面临内忧外患。外部，日军频繁进攻，兵力少则数千，多则两万余人，虽多次受挫，但自1940年底起仍持续威胁。国内，国共二次合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边区政府获合法地位。然而，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掀起反共浪潮，对边区经济封锁，“皖南事变”更是严峻考验。在此背景下，边区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坚持抗日与民主，建章立制，最终形成“五一施政纲领”，成为党在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的基本方略。该纲领强调团结边区内外各社会阶级、抗日党派、友党友军共同抗日，彰显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路线与根据地建设方针。

　　对陕甘宁边区执政理念的“顶层设计”

　　毛泽东强调：“边区的作用，就在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使他们懂得这种制度是最于抗日救国有利的”。“五一施政纲领”是陕甘宁边区体现新民主主义理论、兼具“顶层设计”与有效实施的根本法。

　　它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多方面建设。政治上，保障抗日人民民主权利，实行“三三制”，改进司法制度，废止肉刑，优待俘虏；经济上，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包括农业生产、减租减息、工商业自由贸易、调节劳资关系、合理税收等；社会上，保护妇女儿童、民族平等、优待游民，开放边区，欢迎海外华侨，保护外国人游历访问；军事上，适应抗战需求。其内容丰富系统，蕴含新民主主义国家理论框架。

　　以延安为代表的抗日根据地，政治民主、政府廉洁、民族团结、经济发展，与国民党统治区形成鲜明对比。当时流传“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土不黄金”，华侨领袖陈嘉庚参观后称“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美国驻华使馆外交官报告也指出“共产党将在中国存在下去。中国的命运不是蒋（指蒋介石）的命运，而是他们的命运”。

　　“三三制”成为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源头

　　“五一施政纲领”核心是边区实行新民主主义政权组织形式——“三三制”。这种新型内部政治关系，适应局部执政民主政治建设需求，团结所有社会阶级和抗日党派，画出团结抗战与局部执政的最大同心圆。纲领规定各级政权和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非党左派分子、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且强调共产党员要注意工作作风，与党外人士民主合作，不得把持包办。“三三制”关键在于产生强大政治聚合效应，团结开明人士。“三三制”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源头和雏形。

　　毛泽东曾深刻提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五一施政纲领”很好地体现了党的这种为人民谋利益的理念。边区在实行减租减息减轻农民负担、赢得地主支持的同时，还明确规定了公私兼顾、互助合作、自由贸易、合理税收等经济政策，发展经济，造福民众。

　　“五一施政纲领”在强调厉行廉洁政治的同时，特别提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这有力推动了陕甘宁边区机关作风根本好转，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景象。苏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