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面对国民党、日军的军事“围剿”与经济封锁，我们党以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灵活务实的态度，不仅打破了经济封锁的困局，更使民营经济实现了从凋敝到初步繁荣的跨越。据统计，陕甘宁边区纺织业在1939年时只有私营工厂6家，到1943年猛增到50家，延安私营商户从1935年的27家增至1944年的473家，增长了17.5倍。

　　明确民营经济地位

　　党从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实际出发，科学分析当时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存在的多种成分，肯定民营经济的新民主主义性质。1935年底，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提出，人民共和国“并不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而且还鼓励这些工商业的发展”。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应允许和支持私营工商业在边区经济中得以充分发展。

　　1941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边区财政经济问题发言时指出，“发展经济的原则，主要民营，部分公营。扩大国营企业不是新民主主义前期的事，而是新民主主义后期的事”。1943年，他又强调，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是“公营经济与民营经济”。这样，既确定了“公私兼顾”与“主要民营，部分公营”的发展方针与原则，又突出了公营经济的主导作用，协调好公营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关系。

　　奖励优秀民营企业主

　　我们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采取了提供贷款、减免税收、加工订货、收购产品等一系列措施，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以米脂县万合毛织厂为例，该厂由荣昌泰经理李旺荣与德兴昌商号合作创办于1942年春，初期资金仅6万元。次年，政府帮助其扩大生产，建设厅和粮食局共投资20万元，私人集股26万元。1943年，边区政府再次给予该厂15万元的投资贷款，并拨发100石小米和1万斤羊毛。

　　边区政府还对其他私营工厂如盐池县元华厂、米脂民生造纸厂等提供了类似的贷款和物资支持。此外，边区政府采取收购产品、加工订货等方式拓展市场。例如，政府建立了土产公司和贸易公司，一方面为民营工厂提供原料来源，另一方面又收购其生产的布匹、纸张、食盐、煤等产品。三边分区盐池县主动将军队和机关人员所需的衣胎、被胎和毡帽等物资，以订单的方式委托给元华工厂生产，为该厂提供了稳定的订货渠道。边区政府还对一些表现突出的民营企业负责人进行物质和精神奖励，以表彰其贡献。例如，1945年2月，边区政府在第96次政务会议上决定褒奖米脂民生纸厂经理艾斌卿为“民营工业模范”。

　　助力化解经营风险

　　为了平衡收入和商户负担，党和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35年，苏维埃政府宣布免征工商业关税和营业税，以吸引外地商人投资。1939年1月，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决议中提出“奖励商人投资，保护商人营业，以利商业发展”的主张。1941年正式征税后，边区政府继续采取“低税率、宽税基”的政策，以减轻商户负担。在私营商业方面，边区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支持其发展壮大。1941年边区政府废除了国民党时期的税收政策，如营业税等，恢复了工商业的自由经营权。此外，边区政府还通过发放商业信用贷款、无息救济性小额商业贷款和普遍救灾贷款等措施，帮助商户渡过难关。

　　在私营工业方面，边区政府对私营工厂的营业税实行全部免收，并对工厂必需的工业原料从边区入境实行减税和免税政策。例如，棉花、棉纱从免税到后来只收1%的税，而对边区能生产的工业品及原料从边区入境则提高税收，布匹征税从原来的3%提高到10%，铁从免税提高到50%。这些政策不仅保护了私营工业的发展，还促进了整个边区工业的繁荣。边区政府通过减免税收、提供金融支持和制定合理的商业政策，促进了私营商业和工业的发展，为边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许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