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4月、6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周恩来在上海已很难继续存身，中央决定他停止在上海的工作，转移到中央苏区。危难之际，陈云接替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在严重白色恐怖的艰险环境中，毅然肩负起重组特科的重任。

　　全方位调整特科

　　中央特科的代号是“新新公司”，陈云化名“李介生”，党内称“先生”。他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顾顺章叛变的致命打击中开创了特科工作的新局面。陈云从多个方面入手，对特科进行了全方位调整：

　　一是对人员和机构作出调整，决定将已有一定程度暴露、不宜继续做秘密工作的主要干部李强、李克农、陈赓等调离上海，同时撤销特科第四科，将通信电台工作移交中央秘书处，其他三个科按照少而精的原则精减缩编。

　　二是改变了过去特科组织和人员在党内并没有严格隔离的状况，进一步严格明确了单线联系、垂直领导、互不交叉的工作原则。陈云后来说：“当时特科同志之间，除相互之间有一二人的联系外，并无其他联系。”

　　三是改变过去特科人员大多以挂名的虚假职业为掩护的做法，要求所有人员的社会职业都必须是真实的、有着落的，能够深入社会开展活动，建立起各种社会关系，以此掩护特科工作。陈云与他人合开了一家印刷所，名义上负责内务，“穿一件长褂子，外面套一件短背心，戴一顶红帽头”，俨然一个账房先生。

　　四是创建了商业掩护的隐蔽斗争方式。陈云花几千块钱，委托同情革命的可靠人士出面，在上海各区办了木器店、印刷所等一二十个实体，以做买卖的形式掩护特科人员往来接头。陈云回忆说，有了这个木器店，“是仓库，又做商店，又接头”。陈云“开铺子做买卖”的做法，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充分肯定：“这个人花了几千块钱，搞了二三十个铺子，证明这个人不简单。”

　　重启情报工作

　　在对特科组织机构和工作方式作出初步调整的基础上，陈云仅用一年时间，便重新恢复建立起因顾顺章叛变而一度停顿的情报工作，先后派人打入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法英巡捕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等要害部门，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长期在特科工作的陈养山回忆说：“这个阶段虽仅一年时间，但各项工作很快恢复，成效很显著。”

　　关于这一时期特科发生的变化，一个国民党特务回忆说：“实行新的隐蔽策略之后，把我们在共党中所建立的线索，一下子割断了，于是我们的耳朵又失灵了，眼睛又失明了。我们只知道共党的地下组织已经变了，但是怎样变、何人负责、机关设在哪里，一切具体情况，我们便茫然无知。”

　　传播真实红军

　　1935年5月，陈云奉命离开长征队伍前往上海恢复党的工作。到达成都后，他按照行前与周恩来的约定，以“廖家骏”为化名，在《新新新闻》上刊登了《廖家骏启事》，向党中央报告平安抵达成都。

　　7月上旬抵达上海后，陈云重新启用“李介生”这个化名，设法与中央特科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在上海寻找地下党组织和等候去苏联的一个多月时间里，陈云不畏严重的白色恐怖，开始撰写《随军西行见闻录》。为便于对外发表，他化名“廉臣”，假托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的口吻，第一次向世人生动细致地记述了红军长征的历程，描写了红军领导人与群众间的密切关系。

　　这篇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在莫斯科完稿后，先后在巴黎、莫斯科、北平面世，对宣传当时鲜为人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及其英勇的长征事迹，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很多国统区青年奔赴延安、走上革命道路的动力。

　　秦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