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元旦这天，《大公报》记者上街采访，发现“天子脚下”的“老北京”大多不知元旦为何物。其实，早在1914年，北洋政府就颁令于天下，将阳历岁首这天定为“元旦”，成为法定节日。

　　元旦这天，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为《每周评论》杂志撰写了《新纪元》一文：“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

　　李大钊的眼光是敏锐的、有预见性的。这一年，北京爆发了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新纪元总会有点新气象。

　　1919年1月15日，《新青年》第6卷第1号，发表了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撰写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他给积贫积弱的中国请来了两位先生。一位叫德漠克拉西（Democracy），也就是“民主”，简称“德先生”；一位叫赛因斯（Science），也就是“科学”，简称“赛先生”。

　　《新青年》打出“文学革命”的旗帜，提出“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口号。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向青年“谨陈六义”：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于是乎，封建顽固势力把《新青年》看成洪水猛兽，大肆污蔑攻击，并诬陷陈独秀。

　　面对非难，陈独秀理直气壮地向社会宣称：“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在风雨如晦的暗夜里，两位先生为中国人点亮灯塔，照亮前行的方向。刘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