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三五年的夏天，偶而有若干相识的人，聚集在青岛；为王余杞、王统照、王亚平、老舍、杜宇、李同愈、吴伯箫、孟超、洪深、赵少侯、臧克家、刘西蒙等十二人。
他们的在青岛，或者是为了长期的职业，或者是为了短时的任务，都是为了正事而来的；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有闲者；没有一个人是特为来青岛避暑的。
——洪深 《发刊辞》，《避暑录话》创刊号，1935年7月14日
《避暑录话》到了“完了”的时候，朋友散归四方，还在这儿的也难得共同写作的机会，想起来未免有些恋恋不舍。明年，谁知道明年夏天都准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小刊物似乎更可爱了，即使这完全是情感上的。
——老舍 《“完了”》，《避暑录话》第十期，1935年9月15日
产生背景
大学影响城市 文艺气候渐浓
“谁都痴爱在夏天的青岛流连（王亚平《暑天别青岛》）”，1935年6月14日傍晚，北宁铁路总务处文书课课员王余杞从天津搭乘火车抵达青岛，为7月10日开幕的第四届全国铁路沿线货品展览会做前期准备。踏出青岛火车站，从一个马路口上便望见了海，在暮色苍茫中，王余杞看着变成了深碧的海水，一再凝睇着，像是久别的朋友。
这是王余杞第一次来到青岛，“久已在照片上看熟了的栈桥，海滨公园，小青岛，水族馆等地，都一一从车窗中掠过。 ”一切安顿后，因王余杞在天津主编《当代文学》、在《庸报》主编《嘘》获得的声名，所以因第四届铁展会到青岛公干时，此前与其相识的《青岛民报》编辑杜宇、刘西蒙就到他的住处看望他，尽地主之谊兼探讨文艺之际，就谈起办一份刊物的事情，并约王余杞参加。
邀约王余杞参与创办这份刊物并非杜宇和刘西蒙的一时之兴。因为自六月起，民报副刊的另一些人已经在举行文艺座谈会了，第一次借中山公园举行，第二次计划到较远的山麓举行野餐。这种没有人数限制、每人自备茶资或餐资、同时必须携带一篇一个月中自己满意的文章的沙龙形式，在青岛的作家们已经多次组织过类似的聚会。
事实上，青岛出现这种文艺气候也是近两年的事情，“最大的原因是山东大学文学系的教授和学生的增添。大部分中学生的兴趣转移到这方面也是近年的事情，但正和其他各地一样，除了学生和少数年轻人，新兴艺术是极少人注意的”，1935年8月26日的《国闻周报》文艺新闻以《青岛文坛》为题陈述了青岛当时的文艺状态——“青岛是一个美丽的沙漠，曾经有人这样说过。除了好空气和好街道，想找点精神的粮食，真是很难的。尤其是弄文艺的人，常常会感觉寂寞。但是到最近两年，仿佛这方面的空气渐渐浓厚起来了……”
筹办刊物 以避暑为因由 以文艺为志趣
孤寂是最难耐的。循着渐成风尚的作家沙龙，就有了杜宇、刘西蒙看望王余杞时谈及筹办刊物的邀请。随后，杜宇和刘西蒙组织了一次饭局，也是第一次正式的开放场景的编辑会。吃酒之际，根据洪深提议，议定青岛民报这份副刊的名称与结构——《避暑录话》由青岛民报社发行，荒岛书店总代售，大洋三角，邮费在内，自1935年7月14日创刊，至当年9月15日休刊，共计十期。
避暑录话，是从宋朝叶梦得的笔记中借来的名字。而当时青岛的地理、时节以及全国的政治气候又与字面之意相符，就拿来用作了青岛民报这份文艺副刊的刊物名称。既应景，又具备一定的风雅之意，并且众人都对文艺抱有热情，《避暑录话》就应运而生。杜宇、刘西蒙来自青岛民报，谋划这份副刊自是他们的主意。此前，青岛民报也以“白浪”“虹”“海啸”“追”之名策划过副刊，虽然也有或长或短的生命持续，却未能形成更大程度更广范围的传播和影响。并且，当时，青岛的报纸就有二十余家，加之第四届铁展会开幕前青岛市市长沈鸿烈关于新闻界对青岛铁展会展开协助报道的呼吁，相互之间竞争的心气儿自不会少。所以，以避暑为因由，以文艺为志趣，依托1930年2月1日创刊的“尤抱牺牲精神，谋新闻事业之发展，不屈不挠，努力前趋”的青岛民报，又兼具独立和自由的特质，在铁展会特刊的报道之外，制作一份具有特定出版周期的副刊，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其时，洪深、老舍、赵少侯分别任教于国立山东大学；王统照离开胶济铁路中学后到市立中学担任教员；孟超、李同愈和王亚平也都在青岛谋生；臧克家从山东大学毕业后到临清中学做老师，“暑假还没有放，因为一点私事便早结束了功课赶到青岛去了。青岛是老熟的地方，可是这一次却不是去温旧梦，而是去会见一些未会过的好朋友”，在济南乡村师范任国文教员的吴伯箫“可巧也赶来了”，王余杞恰因第四届铁展会而来。某种意义上，这是作为城市的青岛成熟后的发力，既有对商业的吸附，又有对文化的吸引。就这样，在杜宇和刘西蒙的有心操持下，在执笔作家们因缘际会的协同下，在铁展会以及铁道部为此推出的优待旅客优惠方案的助力下，志在发力的出版方、倚马可待的作家群和熙来熙攘的读者们连接在一起，《避暑录话》具备了策划、出版、发行、传播的操作可能。
装订成册 时间正等待更多同路人到来
1935年7月10日，由洪深执笔为7月14日出版的第一期《避暑录话》写就发刊词，把《避暑录话》的来龙起因讲得清楚明白。除洪深执笔的发刊辞，第一期《避暑录话》组稿包括王统照的《你的黑手》，老舍的《西红柿》，洪深的《“审头刺汤”的研究》，赵少侯的《无题》，臧克家的《要活》，吴伯箫的《边庄》，孟超的《夜行》，王余杞的连载文章《一个陌生人在青岛》，以及王亚平的《卖菜女郎》。
第1期《避暑录话》随《青岛民报》发行当天，《青岛民报》另在其主报位置登载了《青岛民报发刊“避暑录话”周刊启事》，与洪深的发刊词相呼应，给出《避暑录话》最为官方的宣传文本：
本报于本年暑期，特约：王余杞、王统照、王亚平、老舍、杜宇、李同愈、吴伯箫、孟超、洪深、赵少侯、臧克家、刘西蒙诸先生，编辑《避暑录话》周刊，自七月十四日起每星期日出版，除在本报刊载外，另用桃（道）林纸精印单张，以十期为一卷，欢迎订阅，敬希注意。
通讯处：青岛民报社转
价目：每卷大洋三角，邮费在内
总代理处：青岛广西路荒岛书店
努力前趋的主报+独立自由的副刊，在至为热闹的1935年暑期，青岛民报一时无两。 1935年7月21日，又一个星期日，第二期《避暑录话》发行。 7月28日，《避暑录话》第三期印行，“余白”提醒“本刊将酌量选登国外木刻名作，藉增读者兴趣。 ”按照既定出版方案，《避暑录话》第四期、第五期分别于8月4日、11日出版发售。 8月18日第六期《避暑录话》，刊载了毕加索的蚀刻作品——奥维德《变形记》之一。
第七期《避暑录话》出版的时候，与既定星期日出版的节奏略有不同，延迟了一天。这是一次“偶然”的对编辑秩序的破坏，却也是一次更进一步落实编辑秩序的“意外”——“本期因稿挤，预告中王统照的《枯草》、西蒙的《海上的征者》及木刻一幅，移下期刊登”。
1935年9月1日，星期日，《避暑录话》又恢复到周日出版。又七天，第九期《避暑录话》于9月8日出版。按照原定共出十期的计划，1935年9月15日是《避暑录话》最后一期，“有中秋节在这儿拦着，即使有力继续也怪不好意思。广东月饼和青岛避暑似乎打不到一气。完了就完了吧，没有什么可说的，也不必多说什么……我们只向文海投了块小石，多少起些波圈，也正自不虚此‘避’。 ”随着老舍这篇文章进入读者视线，随着吴伯箫在《秋夜》中“握手言别，车开了。野站竚立，客人原是自己”的寂寥感叹，《避暑录话》就有头有尾地告一段落了。
避暑录话编辑部也对《避暑录话》作了进一步交代——“炎暑已过，凉秋又来，本刊也就在这中秋节甫过之后告一结束了。在短短两个半月的期间，本刊从未脱期，始终如一地刊下去……本刊因为单页，易于散失，在休刊后决将十期合为一卷，添加封面及索引，装订成册。每册仍售洋三角，约于本月底，可制成发售。 ”
这并不是青岛民报副刊第一次装订成册。早在1930年青岛民报创刊不久“曾经断折了一次生命”“又从挣扎中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的当年，《青岛民报副刊（合订本）》第一卷就由青岛民报社对外公开发行。然而，当时的合订本虽然具备了百川至海的物理形态，但是，无论策划意识、编辑意识、视觉意识还是发行意识，其更进一步的精神内核尚不充沛，时间正在等待更多同路人到来。
以时间为序，翻看十期《避暑录话》，除了诗歌、散文、戏剧这些能够让读者参与作者笔下世界和世界观的文本之外，在最不起眼的角落里还会发现，通过分期逐列的页码体现出来的编辑思路得以落实的秩序感。某种意义上，《避暑录话》的策划意识和编辑价值，以及它所代表的文化的流动性——“为事而来的也为事而走开了（臧克家《避暑录话的一伙》）”，即，一种可称为“精神合订”的氛围，正是这份阶段性出版物给予后世的不可忽视的指导意义，也是当时它能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关注、一纸风行的重要原因。 本版图片由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