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3月，急于争夺“阳光下的地盘”德国在与清廷签订 《胶澳租借条约》之后，借助不平等条约确立了其在胶州湾地区的宗主地位。与此同时，也开始了对计划中的港口、铁路，以及城市基础设施等的设计和大规模建设活动。1898年4月，督署工程总局设立，主要负责整个租借地的公用事业，如供水、道路、排水、桥梁等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由政府出资的土木建筑工程。不久，来自柏林的城市建筑师马克斯·克诺普夫受聘于德国海军部，被任命为租借地的首任地上建筑方面负责人。海军部要求他与随从的技术人员立即动身前往中国，因为如此大规模的工程建设的展开，亟需专业的规划与建筑技术人员参与其中。在此之前，率领远东分舰队突袭胶州湾的海军中将棣德利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1897年12月就写信给德皇威廉二世，希望尽快委派建筑、金融和造林方面的专家前来。如果不是临行前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克诺普夫的名字或许会名垂青史。但命运却阴差阳错地与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一张未完成的街区规划图
根据《建设管理文摘》所刊登的公告显示，来自波森省的施米盖尔（今波兰希米盖尔）的马克斯·克诺普夫生于1861年7月30日，他在1890年11月就被任命为政府建设总监。1893至1895年，已经晋升城市建筑师的克诺普夫与柏林建筑师协会成员、城市建设监察官文森特·蒂勒夫斯基一起完成了柏林最大一处无家可归者收容所“Palme”的扩建工程。这家位于柏林普伦茨劳贝格区的弗洛贝尔大街的救助机构也是当时欧洲最早成立的无家可归者收容所之一。
在受聘于德国海军部，并被委以租借地首任地上建筑方面负责人的重任之后，克诺普夫也开始计划他的这次远东之行。按照事先预定好的行程，克诺普夫本应在1898年6月16日与其随从的助手技术员拉察洛维奇、普吕斯和耶森等人抵达胶澳。而他的上司，也就是工程总局局长格罗姆施已先于一个月前的5月16日抵达，并开始着手小港工程的设计与建造。但命运却在此时与克诺普夫开了一个事与愿违的玩笑。就在即将踏上行程的时候，他却意外地突然病倒了。鉴于在漫长的旅程中无法得到有效的治疗和休息，克诺普夫只好让助手们先行，而他只能在康复后，等待下一班前往中国的定期轮船。虽然克诺普夫的病很快就得以康复，但他却在差不多一个半月后的8月3日才辗转到达。其中原因，皆为前往当时的胶澳——这个中国西海岸的僻静港湾需要经过极为复杂的路线和航程。从德国前往胶澳，需要走大西洋、过地中海，经埃及的赛义德港，再穿过苏伊士运河，经红海、斯里兰卡，过马六甲海峡、新加坡，才能到达香港。从香港再转船前往上海，而从上海到胶州湾当时只有捷成洋行开通了航线，但每周只有一班，航程也约需36个小时，也就是一天半的时间。
克诺普夫还在柏林时就接受到一个重要的新任务，那就是在抵达胶州湾后，要依据工兵地形测绘先遣队提供的数据，尽快设计一份未来市区的街区规划图。而这份被海军部国务秘书蒂尔匹茨寄予厚望的图纸，按计划应该在1898年9月2日之前完成。这一天，不仅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国庆日，也是德国政府宣布将胶州湾设为自由贸易港，并向全世界开放的日期。此外，胶澳督署还计划在1898年10月3日正式对外拍卖和标售土地，可见时间的紧迫性。而街区规划图纸是否能够按期完成，也直接会影响到议会讨论为租借地拨款的最终结果。要知道对于是否占领胶州湾和进行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在帝国议会一直有着激烈的争论。比如，社会民主党主席奥古斯特·倍倍尔就反对德国政府诉诸武力占领中国的胶州湾，并给予这个“无底洞”大量的财政补贴，他还对该地区未来的经济前景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可想而知的是，由于这个意外的变故，导致克诺普夫比预定到达的时间晚了近一个半月，因此在9月2日之前，他根本来不及完成这张重要的街区规划图纸……
仓促应急的“集体成果”
统计日期截止到1898年10月的《胶澳发展备忘录》中收录了克诺普夫未能参与的这份总体规划图和相关的概要。从是年9月2日公布的规划图上看，计划中的城市以督署丘（今观海山）为中心，规划中的督署大楼设在山的南面，东西两侧为住宅用地。在山的西南和东北两侧各设一处野战医院。新教教堂和天主教堂分别设立于一条规划大道的东西两端，教堂周围附设公园。天文台与天主教堂比邻，公共墓地设在西边的野战炮兵营附近，火车站预留地在栈桥旁边，铁路线沿胶州湾向西北延伸，东侧设工厂用地、兵营、市场，西侧设练兵场、屠宰厂等。大鲍岛的华人区规划为纵横交错的棋盘式道路网，总督官邸和别墅区都在炮队营南侧的丘陵地带。研究者通过对这张规划图的分析后发现，督署丘以南，规划中的弗里德里希大街（今中山路南段）与俾斯麦大街 （今江苏路）之间的路网和地块规划已经完成，而其他地方则仅对区域的功能和主要公共建筑的位置进行了设定。那么这份明显带有应急色彩的粗糙规划是由谁完成的呢？由于克诺普夫无法按计划到达，但是又不能影响规划图纸的按期完成，唯一的可能只有一个，就是这个街区路网规划是一个由炮台局局长、海军建筑师缪勒上尉、工程总局局长格罗姆施、管理中华事宜辅政司单维廉，可能还有时任总督罗绅达，以及测绘工程师、工兵上尉梅克尔所组建的临时委员会决定的。具体的绘图工作则可能由先期抵达的普吕斯、弗拉科夫斯基、博科尔尼等专业技术人员所共同完成。但是这个仓促的“集体成果”的非专业性和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可想而知的是，这个计划在1899年2月9日通过《新闻画报》的副刊“今后的胶澳”正式对外公布后，就遭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比如鲁南圣言会的主教安治泰对将天主教堂设在城市的西端极为不满，他认为这个位置既不如新教教堂用地所占据的高地显著，也不利于教会与中国人的交流；山东铁路公司的青岛总办锡乐巴也对铁路和火车站的规划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火车站所规划的位置太过靠近栈桥，导致铁路的弯度过大，这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造价过高且难以实现。
显然，克诺普夫来到青岛之后，就立即着手对招致各方批评的第一个城市规划进行了修改和完善。 1899年5月4日，由克诺普夫负责修订后总体规划第二稿对外进行了公布。在这份修订的规划中，安治泰和锡乐巴的建议都得到了采纳。火车站向东进行迁移，取消了那个角度极大的转弯，并重新设计了车站广场。天主教会则无偿得到欧人区与大鲍岛华人区相邻地带一处高地上3万余平方米的土地。修订的规划还取消了督署丘西南侧的野战医院敷地，仅留东北侧一处，为此还新设了一条从大鲍岛穿越督署广场直抵医院的道路。公墓也转移到了俾斯麦山（今青岛山）东麓。克诺普夫还对弗里德里希大街以西至火车站之间的街区路网进行了具体的分割与设计。但这个看起来过于简单且机械的网格式规划在之后被证明并非一劳永逸的成功之策。如在1904年督署规划建造警察公署时，就将该区域中的两个方形地块合并为了一个八角形街区。
文/王栋 本版图片由作者整理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