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2月10日的第一个“胶澳接收纪念日”庆典，其规模与气势，远超后来历年历届的该纪念日庆典，成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绝唱”。那一天，重头戏就是接收纪念碑亭的铭牌安放及督办演说，这个仪式感很强的高潮过后，一众嘉宾，移步一箭之遥的原亨利王子大饭店，军政要员纷纷落座，各国驻青岛总领事也应邀出席。席间，熊炳琦与日本总领事森安三郎分别致辞，对青岛回归之后这第一个年头的整体局面，予以充分肯定，言辞之间，看不出有什么负面评价。宾主频频举杯，觥筹交错之间，宴会达到了高潮，这一对充满嫌隙与龃龉的宿敌，在青岛这个利益交汇点上，似乎也在有意无意地宣示着并不多见的“蜜月期”。
1923年12月10日这一天，举行了史上的第一个“胶澳接收纪念日”庆典，对于好大喜功的当局来说，这一盛况持续了整整一天。当晚18时，在北京街的共和大舞台还举办了招待会，观者云集，好不热闹。随着夜色渐浓，这为时一天的盛典，画上了句号，这座城市，重新陷入一片漆黑之中……
粉饰耳目
对于1923年12月10日这第一个 “胶澳接收纪念日”，置身于这座城市之中的很多人感觉到的，是一种难以言表的幻光与虚荣，总觉得有些刻意地渲染与夸张，实质上能真正打动人心的元素并不多。之所以出现这种观感，盖缘于各界人士对于执政不过才一年的以熊炳琦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所作所为颇为失望，青岛回归那一刻所满怀的憧憬与希望，被这一年来的残酷现实击得粉碎。从德国人和日本人手中接手的这座美丽的城市，区区一年的时间，就被折腾得败相初露，令人心寒和失望不已。
12月20日，远在上海的那家发行量极大的《申报》，以旁观者清的姿态，对青岛12月10日的庆典，做出了自己的点评。这篇名曰《熊炳琦败坏青岛市政》的评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本月十日，此间举行接收胶澳周年纪念，顿令吾人回忆一年前所抱之莫大希望，冀青岛一埠，自中国接收以后，由新人物采用新法治理，杜绝弊窦，俾在山东境内成一模范市镇。盖青岛在华府会议上大为世人所注意，实予中国以不借外力自治其国，昭示世界之绝好机会。乃一年来，所得成绩，苟无特殊之挽救，行将立见其失败，可叹息也！ ”“席间，熊省长、日总领事均有演说，颇极一时之盛。然在旁观者视之，凡此种种，徒属粉饰耳目，欺骗世人而已。 ”
该评论中，列举了熊炳琦的两大罪状，一是竭泽而渔地敛财，供曹锟贿选总统；二是优亲厚友地用人，让亲信把持市政。如此不计后果的肆意妄为，直接导致了区区一年的时间内，富庶美丽而秩序井然的青岛，就变得惨不忍睹了。青岛治理成这番模样，何以取信于世界？何以取信于国民？
一帮宵小贪鄙之徒，在回归之后的青岛，把持权力中枢，青岛这座城市也够可悲的了。在这样的人手中，运营才不过一年，下坠趋势已初露端倪，衰败之相也昭然若揭。在这种背景之下，搞什么“胶澳接收纪念日”，只能是徒劳的虚张声势而已，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局面越来越糟糕，勉力维持的这个纪念日的内涵逐渐被掏空，只剩下“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空壳了。
几经改造
从回归第二年，也就是1924年开始，“胶澳接收纪念日”终于尘埃落定，纳入了法定的节假日当中，成为胶澳商埠督办公署正式公诸于众的“12个节假日纪念日放假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说明，这个以青岛回归为标识的节假日，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约定俗成且法定备案的重大节庆了，当时青岛市民的节庆活动由此增添了新的元素。
这个具有青岛特色的节假日，一直坚持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一年一度，循环往复，周而复始，从未停歇。青岛沦陷之后，在日军的刺刀支持之下，1939年，伪青岛特别市公署成立。对于当年的青岛回归，新的日本占领军当局究竟持有什么样的态度呢？应该说，他们处于矛盾与纠结的复杂情感之中，以至于作出了令人费解的举措。一方面，将“胶澳接收纪念碑”拆毁，在原址修建“建设东亚新秩序纪念塔”；另一方面，却又在第二年，也就是1940年，对伪青岛特别市公署组织 “青岛接收纪念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默许和认同此举。在整个沦陷期间，就1940年12月10日这个纪念日举行过较大规模的庆典，而且是在当时的市公署大楼之内。究竟出于何种心态？简直匪夷所思，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1945年，抗战胜利，青岛光复。根据国民党青岛市执行委员会的提议，青岛市工务局决定对矗立在前海的这个丑陋不堪的 “建设东亚新秩序纪念塔”进行改造。考虑到该塔异常坚固结实，内部有钢筋混凝土支撑着，外部有花岗岩垒砌，如果大刀阔斧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造，恐怕会有损这个塔的整体建筑，不如想个简单的办法，以水泥（当时叫做“洋灰”）涂抹之后，再行粉刷，掩盖掉日伪时期镌刻上去的 “建设东亚新秩序”及 “青岛市特别市公署成立周年纪念”等两组文字，取而代之新的“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中国”及“抗战胜利纪念”等文字。就这样，一座充满耻辱意味的纪念塔，摇身一变，成了纪念抗战胜利的纪念碑。沧海桑田，几度轮转，悲欢离合，莫过于此。
落寞而终
青岛光复之后，在千疮百孔、百废待兴、财力困难、捉襟见肘的困顿情势之下，国民党当局亟需为日益衰败的统治注入一剂强心针，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对一座还算坚固结实的旧塔进行有限度的改造，变成富有新的寓意的纪念碑，其实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纪念塔改造工程，到1946年5月基本完成。新的纪念碑上，镌刻有时任市长李先良亲笔题写的“山海重光”四个大字。李先良在这座象征着抗战胜利的纪念碑前的留影，成了他一生中最为荣耀的历史见证，放进了他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不过，几经折腾，前海这座微型公园中的纪念亭和纪念碑，早已失去了当年青岛接收时的那种辉光，不仅颜色由洁白变成了暗黑，而且寓意及其氛围也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异。
时光流淌到了1947年，主政青岛的李先良突然感到，青岛偌大一座城市，本来历史就不长，纪念碑寥寥无几，如此稀疏和单薄的纪念碑，未免太过寒碜。仅仅拥有这么一座用他自己的“墨宝”装点起来的抗战胜利纪念碑，与城市的体量不相匹配。为什么不能再恢复原来的青岛接收纪念碑呢？为什么非要将两件同样重要、同样值得纪念的事情重叠到一座纪念碑上呢？于是，他专门下令，前海沿儿的这座纪念碑恢复旧貌，继续叫做接收纪念碑，另外在中山公园中日本人捣鼓的所谓“忠魂碑”拆除之后的原址上，新建一座抗战胜利纪念碑，两组纪念碑遥相呼应，成为青岛这座城市终结日本两次侵略的最好见证。
至此，民国时代，物化的、有形的青岛接收纪念碑的拆拆建建，基本上尘埃落定，告一段落了。纪念碑所承载的历史转折点，虽然一度纳入了法定节假日的统筹范围之中，得到了官方一定程度的重视，但要真正做到外化于形、内化于心，却并非那么容易。极端腐败的北洋军阀和南京国民政府，根本无法巩固和放大青岛回归与抗战胜利的成果，相反，只能以日益衰败的治理能力，消弭了民众心中本来尚存的希望之火，也让以胜利为内涵、以进步为鹄的的节假日，渐渐地失去了应有的精魂，变成了徒有其名、空泛乏味的形式主义的空壳子，也就越来越偏离了初衷与追求，越来越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与活力。
文/陆安 （本版图片均由作者整理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