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鲍岛商贸（下）-青岛报纸电子版

    自辛亥革命爆发，“各阵营富有影响的、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流亡到青岛，他们中的很多人已决定在此定居和创办工商企业。（《胶澳年鉴1912年（1911年10月1日-1912年9月30日）》）”该年度内，大约有10000-12000名中国人移居青岛，随着大量富有的逊清遗老遗少的移入，青岛的商业及工业生活获得了新动力。这种能量输入连续持续了几年，世外桃源般的德国租借地青岛既是避世的乐土，也是投资的乐土。据1913年7月清点，市区的中国居民比1910年的人口统计增长了55.97%，达53312人。增长的人口当中，绝大部分都是因内地动荡而迁入的，“从青岛的市貌看，以前曾有大片待建的空地，现在已连成了一片，还只剩下很少的空地皮。在青岛老区，几乎已没有空地皮出售。大港和小港附近的建设也大幅度发展，大鲍岛与大港之间的城区开始连成一片。现在大鲍岛的建筑空隙几乎完全消失了，殖民地早期建的大部分单层旧房屋，为了给高层建筑腾地方而被拆除了，许多楼房又加建了第三层。众多大公司把大本营设在了大鲍岛。（《胶澳年鉴1913年》）”
工商业尽在日人掌握中
    日本向德国宣战后，包括大鲍岛在内的青岛的贸易陷于瘫痪。
    1914年9月17日早晨，日军截停一列自西向东的火车，占领胶州火车站。因胶州站是胶济铁路主要车站，军事价值颇大，占领它，“实际上紧紧扼住了青岛的咽喉。（志波正男《胶济百里道》）”
    1914年12月28日，青岛再度对自由贸易来往开放。日本占领青岛后，仍照德国计划进行。 “除青岛自身之收入，尽用于青岛市政建设，每年不足之款，统由日本政府补助之，因是青岛之商业日渐发达。（1928年1月20日《晨报》第6版《外人操纵下之青岛商业日渐凋敝》）”大鲍岛的华人商业之外，日本在青岛进一步拓展了街区商业，市场一路、市场二路、市场三路、聊城路等日本商业街区渐成规模。期间，日商企业迅速增加。至1922年，日商企业增至1153家，资本总额129.2亿日元。
    1922年12月10日，青岛收回。期间军阀混战，北洋政府不仅不能继续补助青岛，还要承担包括向日本赎回胶济铁路等负担。于是，德日租据期间对青岛商业的培育便陷入停滞，建设青岛的计划“不能进行，大工停止，失业者众，青岛经济之紧迫，商业之凋敝，此其最大之原因也。 ”
    青岛尽管完成了主权回归，但日本之势力未曾离去，仍密布于青岛或主或次的城市商业脉络内，青岛工商业尽在日人掌握中。
    作为通商口岸，青岛的贸易情形有别于内地。 “青岛之主干商业，以土产物品出口为大宗。如花生、豆油、牛肉、牛皮、豆子、牛骨等等，均为出口之物品，花生等类以去西洋者为最多，然华商能直接发西洋者，甚为寥寥。多半先卖于日商，由日商再发西洋。故此种经济权，尽操于东西洋商之手。（1928年1月20日《晨报》第6版《外人操纵下之青岛商业日渐凋敝》）”
    青岛收回后五年间，华商经济利权外溢，在大鲍岛小本经营的商店更无力发展，关张倒闭成为常态。其中，当铺一行最为受累，华商当铺几乎全部被日人替代。
    仅1927年，青岛倒闭的商店就有57家，大量大鲍岛商号即在这一年度的倒闭浪潮中。胶州路的润泰号绸缎庄、黄岛路的大同医院、高密路的福顺祥点心铺、即墨路的正发估衣铺、海泊路的聚方圆饭铺、四方路的金魁园饭馆、易州路的宝元合饭铺、李村路的华通栈客栈、北京路的裕祥源土产庄、潍县路的洪生祥鞋铺、直隶路的聚兴永钱庄……
土产杂货为中坚带来压力
    北伐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改组，青岛与南京、上海、汉口、北平、天津、广州一并列为特别市，饱受战乱之殇的经济开始恢复。1928年11月1日，中华国货展览会在上海开幕，此举既是对政府统一的纪念，又是对中国商业的另一种塑造。
    好景不长，“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又让初初放亮的天空蒙上了一层灰尘。
    作为强化民族观念的一种主要方式，进一步提倡国货、抵制日货成为时代浪潮，国货运动用介入人们日常生活的方式，让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也强行捆绑在一起。青岛也参与到国货运动之中。1930年代中期，高密路48号遵古商行国货产销联合营业所带有的短时代烙印就至为明确。
    自开埠起，相当长一段时间，青岛商业以土产杂货为中坚，这一点在大鲍岛表现地极为明显。对青岛来说，以土产为商业主力便意味着受农村经济的变化影响极大，农村经济向好，青岛商业便稳定，农村经济凋敝，势必瞬时波及青岛经济。即，农业恐慌引起工业恐慌，与其紧密相关的商业恐慌便会络绎不绝。实际上，不止青岛，整个1930年代的中国经济亦是如此。
    由于这些实况，1930年代上半段的中国就出现了次序为农村——地方都市——开放港口城市的破产。在这条顺序链中，青岛处于最末端，固然有相对多一些的时间应对，但同时也要承受众力集中来袭时的压迫。
    基于青岛商业以土产杂货为中坚的特点，银行在处理贷款时也要面对比其他城市更大的压力。以1933年调查为例，青岛各银行的商业放款是：土产商700万，棉纱布300万，杂货商200万，不动产200万，钱庄200万，共计1600万。
    土产涌到，若行情好，则一荣俱荣，倘土产疲价，就一损俱损。按照1933年土产杂货商获得贷款的比重看，如果土产杂货商经营业绩不好，贷款就会面对无法按时收回的风险。商铺歇业倒闭只是轻度伤害，严重的反应最终将体现在银行倒闭上面。1935年明华银行倒闭即是实例。
怎样留得“青岛的青山”
    时间到了1935年，农村破产已成定局，拯救经济成为施政的核心要务。在《青岛市政府1935年度行政计划》里，第一部分即是救济商业——“本市各商店近年来新开者固属不少，倒闭者亦所常有。倒闭原因多由于经济困难，及供过于求，与同业之互相倾轧贬价求售。除一面劝导银行组织借款团外，拟调查各业真相，斟酌市面供求状况，分别拟定保护旧业限制新店办法，以求平均发展，而免自相竞争。 ”
    政府干预以外，市场也在用自己的方法调节青岛的商业节奏。1935年1月22日，青岛一银行在《青岛时报》登载《举办小额借款广告》，以补给在青岛经营的小工商业者——“桃符换旧，万象更新，值兹24年开始之初，敝行于规定各种放款之外，特添设信用小额借款一种，每户借款由50元起，至500元止，专为援助本市小工商业者，得以避免高利，周转金融。凡本市各工商业，如因临时需款，尽可凭保来行商借，利息轻微，手续敏捷，分期或定期归还，悉听尊便。 ”
    此种小额借款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一些大鲍岛商号经营过程中的资金困难，另外，1935年11月3日币制改革开始后，青岛的土产行情向好，交易渐渐增加，市场不安的空气也一荡而空，生机转露，市场景气方兴未艾。至1936年，在大鲍岛经营的数百家商号虽也有关闭者，但大多数商号仍持续经营。
    “七七事变”后，中国社会重新被打乱，既有的商业路径也难以发展，青岛贸易的核心土产杂货出现积压，商家既无法变卖，又无法挪移。
    战事将近，事机紧迫，大鲍岛商号面临又一次考验，“我心里仍是在盘算着，青岛的青山，怎样可以留得住！（《太白》第一卷第五期洪深《“留得青山在”》）”文/王帅本版图片由作者整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