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力甫：跨越半个世纪的青岛之恋-青岛报纸电子版

    享年82岁的格奥尔基·尤力甫（George Yourieff,1937~2019）先生住在澳大利亚墨尔本近郊莫宁顿半岛，从1941到1956年，他在青岛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少年时光。2005年初，经已故波恩大学马维立（WilhelmMatzat,1930~2016）教授引荐，让我结识了这位热情、开朗，对青岛充满思念的老人。尤力甫出生于上海一个白俄家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开始大肆拘捕西方各国的侨民。
    为避免被送进集中营，5岁的小尤力甫随父母被迫离开，投奔了在青岛担任法国领事的舅公塔灵诺夫（Alexander Alexan－drovich Tatarinoff,1880-1946）。尤力甫的大伯弗拉基米尔·尤力甫（Wladimir Youri－eff,1905~1999）是19世纪30、40年代青岛最有名的外籍建筑师。在青岛生活和工作的25年中，由其公司负责设计建造的房屋有几百座，这其中既包括著名的圣保罗教堂、台东镇圣路德教堂等公共建筑，还有八大关和太平角的许多度假别墅。
    日本战败投降后，9岁的小尤力甫被父亲送进了位于韶关路的苏联学校读书。他的童年时光几乎都是在这里及栖霞路住所后面青岛山上的德国堡垒的历险中度过的。 1949年6月，青岛解放。尤力甫说，他应该算是亲历者之一，同时也见证了中国与苏联在那个时代兄弟般亲密无间的燃情岁月……这些都深深地铭刻在他的脑海里，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它们始终没有在尤力甫老人的记忆中褪色。 ”1956年，尤力甫一家被迫离开青岛，返回了阔别多年的祖国。
    在几年后的一次邮件交流中，尤力甫为我讲述了他和初恋女友玛莎缘定青岛，却跨越了三个大洲、三个城市，以及跨越半个世纪的曲折爱情故事……
家族往事具有传奇色彩的上校舅公
    1937年，我出生在上海一个俄罗斯家庭，1942开始住在青岛，直至1956年随父母返回俄国。
    我的祖父母都住在古利亚-波莱（Gulyai-Pole，今属乌克兰）。爷爷是当地东正教堂的主持牧师，奶奶是当地高中的教师。这是个有五个孩子的大家庭，其中就有我的父亲阿莱·尤力甫（AlexGeorgeYourieff,1913~1966）。他曾是青岛苏联公民协会委员、副会长，苏联侨民救济会会长和苏联侨民学校校务长。他还是美隆洋行经理，因为美国对年轻的新中国实行禁运，美隆是（青岛）唯一一家可以从欧洲运送食品和货物到中国的公司。我父亲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和两个弟弟。十月革命爆发后，古利亚-波莱成了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地，所有参与内战的势力都想占据这里。后来，大饥荒降临，整个村庄与附近街道充满了肿胀腐烂的尸体。
    祖母的弟弟（我的舅公）是个高级军官，他就是曾在青岛家喻户晓、后来成为法国驻青岛领事的塔灵诺夫上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沙俄驻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特使。他与时任法国总统私交不错，也经常成为沙皇和其家族的座上客。后来他被任命为沙俄驻华武官。他能说流利的英语、法语、罗马尼亚语、蒙古语和汉语。 1917年革命之后，列宁派他的特使列夫·卡拉汉前往中国。在卡拉汉与中方举行会谈之前，他建议塔灵诺夫上校继续他的武官工作，不过是为新的苏维埃共和国工作。塔灵诺夫拒绝了这个建议。与此同时，法国外交部长白里安提供了一个驻华普通领事的职务，这是他能够接受的。塔灵诺夫在青岛栖霞路5号一所大房子里设立了办公室，并与他的妻子住在那里。当他得知自己的姐姐和孩子们正在挨饿，就为他们向苏俄政府申请了签证。 1922年，祖母带着五个孩子来到了青岛。塔灵诺夫对新的家庭成员精心地照顾，为所有孩子提供了良好的教育。
爱上青岛青少年时代最快乐的时光
    1934年，我父亲在上海的法国轮船公司谋得了一份从事海运的工作。 1935年，他遇到了一个从哈尔滨来青岛过暑假的俄罗斯姑娘。 1936年他们在上海结婚，并在次年7月7日生下了我。我们在上海一直生活到1942年，日本人开始把上海所有的欧洲人关进集中营。我们飞到了青岛，这一瞬间从此改变了我一生。这座城市是如此的美丽平和，居民也极为和蔼可亲。我觉得自己爱上这座城市和附近村子里的人们。我有许多朋友住在浮山附近的湛山村和即墨。我不仅与中国孩子一起玩耍，还经常帮助他们的父母把地瓜切片，然后晒成地瓜干。我很喜欢看木匠们干活，并听他们解释如何工作。我也喜欢整天待在车间里看着铁匠和其他为我大伯建造房子的工人干活。 1945年我已经8岁，要去上学了。父亲从天津的苏联领事馆要到了课程表和所需的课本。学校里不仅有俄国孩子，也有中国孩子，我们在一起学习汉语。每当放学或假期时，我们都会去湛山一路2号丙的苏联俱乐部，在那里我们有剧场、电影院、餐厅、还能打台球、排球和网球，这里还有一支管弦乐队，我是乐队里的第一曼陀林乐手。 1954年，乐队在青岛广播电台进行了演奏。我热衷去德国人在青岛山建造的那些地下工事探险，别的孩子也纷纷加入到了我的探险之旅中。我们经常乘坐着装满了农夫、粮袋，甚至是鸡和猪的老旧巴士去崂山游玩。
    我家与住在太平角三路的霍米亚科夫家关系很好。保尔·霍米亚科夫（PaulHomiakoff）先生在俄国内战期间是个白军军官。苏共执政后他移居到中国。他有一个女儿玛莎（Masha）和儿子迪玛（Dima）。我们经常一起骑车去郊区远足。这在孩子们之间是很平常的。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到了情窦初开的年纪。后来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事情，是我在此之前所未知的。
    一天，我们与同学们一起坐在中山公园湖心小岛的亭子里。看到玛莎，我突然愣住了！她太美了！我无法理解这一瞬间所发生的变化，在这之前她就像学校里的其他女孩一样。可是突然她却变得如此美丽，我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她的笑靥、高挑的眉毛、乌黑的长发和美丽的褐色眼睛就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我。从那天开始，我就像疯了一样地渴望每一天、每一分，甚至每一秒都想见到她。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开始感觉到她对我这份情感的回应，但我们都很害羞，始终没有跟对方说一句话。
    我们开始单独去公园约会。我们经常坐在八大关花石楼对面的礁石上，静静地眺望着大海。这是我的青年时代里最快乐的日子。 1948年，多数欧洲人开始离开中国，包括青岛。他们都相信美国人所宣传的，红色的八路军离青岛越来越近，欧洲人将全部被洗劫并送进监狱。 1949年6月，解放军进入青岛。没有发生美国人所宣传的掠夺、强奸和其他暴行，市面上也始终秩序井然。
劳燕分飞无奈回国娶妻生子
    1955年，我家决定返回俄国。作为一个曾经的白军军官，玛莎的父亲担心回到苏联会受到迫害。事实上他根本没参加过与红军的作战。他是个飞行员，曾驾驶侦察机飞过一个设在影院里的红军阵地。最后他决定去比较安全的澳大利亚。
    这个决定让我和玛莎感到震惊，因为这将意味着我们必须分手。我伤心极了，也没有去码头送霍米亚科夫一家乘船离开。我父亲用他的车送了他们，直到他1969年去世，也没有再见到霍米亚科夫一家……
    1956年，我们决定前往现在与青岛结为友好城市的古城彼尔姆（Perm）。在中苏之间缔结伟大友谊的时代，根据两国达成的协议，中国派出3000人，有农民、工人等，并接受焊接、技术、建筑、炼油等培训。那时在彼尔姆只有四个翻译——我父亲、我、阿库申科（Arkushenko）先生和穆拉诺夫（Muranoff）先生。
    我们没有工作时间的限制，一周七天，一天24个小时可能都在工作。有时我不得不在医院陪生病的中国工人看病，甚至参与手术。我很高兴在青年时代能在学校学到汉语。中国的工人分成了两个组：一个来自河北，一个来自山东。将工人们的山东方言翻译成河北方言，是件很有趣的事情。
    1967年，我20岁了。根据俄罗斯的传统，小伙子到了这个岁数必须找个好姑娘，娶她，成立一个美满的家庭。我父母开始问我，为什么不去跳舞？为什么他们从未见到我和哪个姑娘在一起？我诚实地说，我爱玛莎，只有她才会成为我的妻子，没有哪个姑娘能比得上她。
    玛莎每分每秒都在我的脑海里，我感觉自己快要疯了。我决定志愿参军。我去了征兵办公室，要求自告奋勇地加入海军。值班人员告诉我，他从未听说还有年轻人自愿参军，并提醒我说，你应该去做翻译。但是我仍坚持自己的意愿。因此，在这一年的9月，我从彼尔姆被分配到了海参崴。对我来说，一段崭新的却并不安逸的生活开始了。我被分配到潜艇上做无线电操作员。我很高兴！因为我很忙，根本没有时间自我折磨。我用心服役，军衔也在逐步晋升。我甚至曾在军政训练中以优异的成绩荣获过苏联太平洋舰队先进个人的称号。
    服役四年后，我退伍回到了家。我父母又开始说服我跟一个他们“相中”的女孩结婚。我仍然什么都听不进去，但是看到我妈妈极其失望，我不得不同意了。
    没有结婚仪式，只在地方法官那里签署了一个正式文件。
    我妻子是个受过教育的优秀女孩。她对我的数学复习帮助很大，以前我在潜艇上服役时，根本没有时间看书。我成功地通过了莫斯科电信研究院的考试，并在1969年毕业取得学位。我开始在邮局一个保密的研究所工作，后来被调到莫斯科精细化工技术研究所，成为一个测量研究实验室的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