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1月，开罗会议尚未正式开锣，一群美国官员却在台面下动作频频。蒋介石的这次开罗之行险情迭出……
生死未卜的开罗之行
1943年11月18日，一架银蓝色涂装、尾翼漆着青天白日标志的道格拉斯C-47“空中列车”飞机，载着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从重庆白市驿机场起飞，最终将越过被称为飞机坟场的 “驼峰航线”。
蒋介石在飞机上难掩其焦躁神情，不断往机舱窗外张望。蒋介石的焦虑不安是有原因的。有关“驼峰航线”上发生的大小事故，他了如指掌；特别是第一位专任委员长座机飞行员林大纲在“驼峰航线”执行运输任务时飞机失事，让他忧心不已。
1942年夏天，中国从美国买进了几架珍贵的道格拉斯C-47“空中列车”飞机，飞机隶属于中国与德国合作的“欧亚航空公司”，蒋介石特地为他所乘坐的这架飞机取名“昆仑号”。尔后，这架“昆仑号”除了到印度执行运载军事物资回国任务外，基本上成为蒋介石飞临各省视察军政事务的交通座机，但还谈不上是元首专机。但凡蒋介石第二天要飞往外地，侍从室会在第一时间首先指示航委会派飞机，航委会便会把最优秀的飞行员林大纲调来执行这趟公差任务。
随着缅甸战场的失利，滇缅公路被日军卡断，许多飞行员奉命接受飞越艰险的“驼峰航线”运补军事物资的任务，林大纲虽是蒋介石座机飞行员，也不例外。林大纲最后的一趟驼峰任务，从印度汀江机场起飞后40分钟，除收到副机长发出的一份“飞行正常”的电报外，便再也没有音讯；最后确信，林大纲及所有机组人员都壮烈牺牲在飞越驼峰途中，原因不明。
蒋介石每次出国到印度、缅甸乃至埃及，飞机航行必经“驼峰航线”，航程中颠簸摇晃甚为剧烈。尤其令人不舒适的是，C-47运输机还没有配备压力舱与空调设备，所以，当飞机飞到驼峰附近，高度从3000米陡升到6000米以上时，不但气压低得让人身体受不了，高空中的气温甚至低到零下好几摄氏度，往往令机内乘客冷得直打哆嗦。
这些肉体上的痛苦，蒋介石都能忍受，让他真正感到苦楚的是，这次万里之行的前途可谓生死未卜。
史迪威的“蓝鲸行动”
1943年11月22日，蒋介石应邀到埃及首都开罗，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同盟国的另外两位巨头——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就战时与战后的国际诸多问题进行历史性会晤。然而，这次会议的旅途过程中，却隐藏着一个惊天的暗杀计划。
据说，暗杀计划的代号被称为“蓝鲸行动”；实施这项行动方案的人，是史迪威将军。史迪威身兼三职：美国驻同盟国（中国、缅甸、印度战区）总参谋长、驻华美军司令、美国总统特使。史迪威从1919年北洋政府时代起，就被美军派到中国做美军“语言教官”，专门教授驻华美军讲中国话和读简单的中文。之后，史迪威断断续续在中国停留与工作，长达10年以上，堪称当时美国军方的“中国通”。
顾名思义，“蓝鲸”以普通话发音，与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谐音类似；而在形象上，“蓝鲸”，蓝色的鲸鱼，似乎强烈暗示着在那茫茫雪峰中，蒋介石搭乘银蓝色涂装的道格拉斯C-47 “空中列车”飞机，好像是汪洋大海里的一条大鲸鱼。
事实上，史迪威正是试图在飞机航行途中借刀杀人，假借“驼峰航线”上屡见不鲜的地区极端气象“风切变”“风切”或“风剪”，让蒋介石的座机坠毁在7000-8000米的雪山之间，用大自然魔鬼般的巨大力量袭杀蒋介石。
对这一切，蒋介石并非毫无防备。此刻，由于日本已经封锁了中国南方所有的海岸线，控制了四川以东通往国境之外的所有领空范围，蒋介石的座机要到埃及，只有一个选择：往南飞，飞越“驼峰”！
事实上，蒋介石做任何事情都是谨小慎微的，甚至连座机飞机员与座机长的挑选，也是用人唯亲。因此，类似飞越“驼峰航线”到埃及出席重要国际会议，他绝不会丝毫大意。他不相信外国人当他的座机飞行员，飞行员基本上都由中国人担任。蒋介石原配毛福梅的侄子毛邦初，就被蒋介石征召为座机飞行员与座机长。
为安全起见，毛邦初亲自试飞过这条航线，飞机从重庆起飞后，直接往西方飞，飞越喜马拉雅山，再到印度首府新德里加油，再往西继续飞赴埃及。以蒋介石夫妇这趟开罗之行而言，更是有一半路途必须考虑到国际飞行的复杂性，而被迫要搭乘美国总统罗斯福好心借用的总统专机“圣牛号”。
蒋宋专机差点在空中相撞
就在蒋介石搭乘着这架罗斯福借用的 “圣牛号”飞行于返回中国的旅途中，那个之后被冠以“蓝鲸行动”的暗杀蒋介石的计划，却在史迪威与罗斯福的一番随性攀谈过程中，几乎成为美国政府要在中国搞一场战时军事政变的依据。
据档案史料显示，当年被美国派赴中国战区的史迪威将军，曾与罗斯福总统密谋除掉蒋介石。史迪威拟制造蒋介石座机发生空难事件，为了不让外界怀疑美国政府，甚至要求在失事飞机上安排“有几个美国人”，以免令人产生疑窦。换句话讲，虽然在史迪威或者美国反蒋官员口中未必有“蓝鲸行动”这个说法，但它的实质内容却是确实存在着的。
追随蒋介石结束了埃及开罗之行后，当时负责国民党国际宣传工作的董显光曾有段令人疑窦丛生的叙述：“我们返国回程中，遭遇到两次有惊险的挫折。第一次，当我们从卡拉奇起飞的时候竟跟地上自己的信号失去联络，另有一个奇怪的信号，诱导我们飞向日本人占领的缅甸境内去。幸亏我们的飞行员发现得早，立刻纠正飞行路线，才免飞进敌人的陷阱。第二次是在重庆降落时，夫人座机是提前一天降落在嘉陵江畔的珊瑚坝，不知是电讯联络犯了错误还是什么，蒋委员长也定在这天从珊瑚坝起飞到成都去迎接夫人。两机一起一落之间险些在空中互撞。 ”所幸有惊无险，否则中国近现代史势必改写。
摘自《蒋介石心传——蓝鲸行动之谜：美蒋斗争秘史》，王丰著，现代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