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战役是红军在长征时期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损失最惨重的一仗。湘江战役发生在广西境内，当时国民党各派军阀之间尔虞我诈，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本来“守土有责”却又玩忽职守，借故将主力南移，让湘江防线几乎不设防达数日之久。此举受到蒋介石的严厉斥责和湘军何键的挤兑与羞辱，桂系也因此背负了“故意放红军一马”之名。对此，白崇禧一方面极尽狡辩之能事，另一方面为了证明桂军与红军在作战中也是很卖力的，白崇禧事后还亲自导演出一场“七千俘虏”的闹剧。
“七千俘虏”闹剧
白崇禧集中了一些红军过境广西，特别是湘江战役期间的“被俘人员”，拍了一部影片，到处放映，借此炫耀桂军的“战绩”；另外，还煞有其事地写入个人回忆录，企图混淆视听。
白崇禧在回忆录中写道：“俘虏共军七千余人，获枪械三千余支。我方为纪念此一大捷，特摄七千俘虏之影片。 ”
1958年李宗仁在美国这样回忆，红军“狼狈溃窜，伏尸遍野，死伤万余人，被俘七千余人，造成抗战前剿共战役中罕有的大捷”。李宗仁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其事，但多年后仍对“七千俘虏”的提法深信不疑，可见这个数字和那部纪录片对他的影响之大，以致信以为真。
那么，历史真相究竟如何呢？
时任桂林区民团指挥部参谋长的虞世熙在《阻击红军长征经过桂北实纪》一文中，以亲历者的身份揭露了“七千俘虏”的内幕：
红军过境之后，新桂系开动宣传机器，大肆吹牛，说击溃红军，俘获数千之众，甚至不惜伪造事实，制成“七千俘虏”影片来夸耀它的“战功”。所谓“七千俘虏”，原来是这样的：当红军大军过境后，沿途遗落一些病兵和因足痛不能行动的士兵或担 ，当时好些乡公所曾打电话来问我对这些兵 如何处置？我叫他们将这些落伍的兵 送到县府来，同时报总部请示。各乡送来的落伍兵 ，我指定城北小学校为收容所，每天每人发给伙食费两角，共计收容了三百人左右。在收容完毕之后，即接总部来电话要县府把这批落伍兵 送到桂林交由桂林区民团指挥部转送南宁总部。由于人数不多，他们就厚颜无耻地雇请一些平民化装成“俘虏”，制成“七千俘虏”的影片，并把这部影片运到各地去放映。白崇禧经常对群众演说时夸耀桂军击溃红军的“战绩”，并且责备蒋军“剿共”不力。
由上可见，白崇禧将红军过境广西期间沿途落伍的一些伤病员和兵 数百人全部送往南宁总部，还雇用了一些老百姓，加上各地民团分子，他们化装成红军的样子，经过拍摄加工，一部《七千俘虏》的纪录片就出炉了。这实乃桂系扩大战功、欺世盗名之举，当然也是白崇禧向蒋介石表明桂系“追剿”红军有功，并进一步向国民党中央讨要军费之理由。
最后成了没人管的无头案
时任国民党军第四集团军总政训处少校秘书黄启汉从另一个角度回忆了这件事情：
在前线的第七军军长廖磊，始终得不到红军主力何时经过何地的确切情报，常常发现所得情报落后于红军主力实际行踪约三天之久。廖磊跟踪尾追，捉住了几百个跟红军长征掉队的老幼农民，李宗仁、白崇禧就叫他们的宣传机构——总政训处大肆宣传，说什么获得“七千俘虏”，比“中央五次围剿以来任何一次战功都大得多”。白崇禧还叫他们总政训处处长潘宜之，赶快拍制一部电影，当然少不了向蒋介石“报功报喜”。潘宜之问白崇禧：如果蒋介石要我们把“七千俘虏”解到南京去怎么办？白说：“那有什么困难呢？就告诉他全部遣回原籍了。 ”
另据时任国民党第四集团军总政训处宣传科少校周游介绍，他们率领一个电影队到兴安，红军已经走了。就在兴安县城外收容了由各处送来的一些跟随红军长征的掉了队的男女老幼，其中还有背孩子的妇女。这些人，都由电影队作为红军俘虏摄了影，上了镜头，后来都成为《七千俘虏》电影的镜头材料。随后，电影队回南宁拍摄《七千俘虏》。所有俘虏、战利品等镜头，都是由民团扮演的，全系伪造。
再据1934年12月6日《云南民国日报》第二版载，“中央社香港4日电：白崇禧3日晚电粤告捷，略谓此次犯桂共匪，现全被击溃，歼匪千余，俘获二千余名，内有原属李明瑞部之桂籍匪五百余名，均已解省感化，其余外为湘赣籍，现决解送中央处置云”。这一报道还是有些靠谱的，此时湘江战役的主体战场已基本结束，红军被俘数为二千人；其中除了广西籍之外，绝大部分为湘赣籍，前者留在广西省“感化”，后者将交由国民党中央处置。
当然，白崇禧在编造了一个谎言后，就不得不用其他的谎言来弥补。不过，他也不是傻瓜，在把戏做足、宣传做尽后，再以各种理由故意搪塞、拖沓，就把这件事情慢慢地糊弄过去了，最后也成了没人管的无头案。我们在后来的各种电文中，也没有再见到关于真正移交落实这“七千俘虏”的任何记载。
摘自《百年潮》孙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