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在青岛：向“内”转的苦楚与热爆的《奇迹》-青岛报纸电子版

    闻一多这个名字，在青岛历史文化名城的基石上，是用三分诗人的激情和七分学者的冷峻镌刻成的。闻一多的人生旅途不到47年，留驻世人记忆里的是他的真血性和真情怀。他在两年多的国立青岛大学职场生涯中，亲历了青大从创建到易名的全过程，既充满了热望、企慕与执着，也留下了愤懑、抗争与无奈。在青岛，闻一多完成了由诗人向学者、由“外”向“内”的转变，青岛曾给闻一多以无限的憧憬和艳羡，青岛也让他徒增了无限的苦涩与寒心。
就任国立青岛大学
    闻一多，本名闻家骅，字益善，号友三，1899年11月24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生于湖北黄冈浠水。 1912年，13岁的闻一多以鄂籍复试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22年7月赴美国留学，先后在芝加哥美术学院、科罗拉多大学和纽约艺术学院专攻美术。 1925年5月回国后，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1928年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
    1930年暑假，闻一多离开武汉到上海，恰好碰上奉命组建国立青岛大学的杨振声到上海延揽教授。闻一多有感于杨振声的诚意，与梁实秋来青进行了一番实地考察后，决意出任国立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1930年9月21日国立青岛大学正式开学，闻一多担任的课程是“中国文学史”“唐诗”“文学名著选读”，还给外文系开设“英诗入门”。闻一多闻名诗坛，但他给青岛留下的印象似乎不是那个写下《红烛》与《死水》的激情诗人，而是一个潜心向学、目不窥园、足不下楼的学究。据臧克家称，闻一多向古代典籍钻探“有如向地壳寻求宝藏。仰之弥高，越高，攀得越起劲；钻之弥坚，越坚，钻得越锲而不舍”。闻一多广泛研究了中国文化遗产，由唐诗开始，上溯先秦汉魏六朝，乃至古代神话、甲骨文、钟鼎文，以文学为中心，旁涉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几乎可以形成一个涵盖现代文学史、思想史和学术史的“亚学科”。
    闻一多对青岛的感情是复杂的。他选择国立青岛大学，多半原因是喜欢青岛的自然景观。闻一多初到青岛，住在大学路，后搬到汇泉湾离海水浴场不远的一座房子。出门就是沙滩，夜间常常听到潮水涨落的声音。没有课的时候，闻一多留恋于海滨公园、汇泉浴场，这些景致是别处难以见到的。他的水性并不好，经常带孩子一起在岸边踩浪。退潮时，闻一多也像孩子一样在海滩上挖螺蛳，捡海菜，有时捡到好的还喜欢自己做个汤喝。在青岛住了不到一年，因妻子临产，闻一多把家眷送回湖北老家，自己搬到了学校的第八宿舍，即现在海大的“一多楼”。没有家室连累，远离战场的硝烟，闻一多在青岛可谓人地两宜，他可以从容地投身于学术事业和教育工作中。闻一多在青岛写的散文《青岛》，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篇写景抒情散文。文中，他掩饰不住对青岛的赞美，使用了“青岛几乎是天堂”的字眼。
    但是，闻一多对青岛的不悦也是毫不掩饰的。梁实秋在《谈闻一多》的文章中说：“青岛虽然是一个摩登城市，毕竟是一个海陬小邑……一多形容之为 ‘没有文化’。”由于没有文化，消愁解闷唯有杜康了。时人传为美谈的“酒压胶济一带，拳打南北两京”的“酒中八仙”，是指国立青岛大学的杨振声、赵太侔、闻一多、梁实秋等好酒善饮者。他们每周一次聚餐，往往从薄暮直至深夜。国立青岛大学“酒中八仙”，成为沈从文小说《八骏图》的素材。《八骏图》中有这样的描述：“教授甲的房间里，有一部《凝雨集》，一部《五百家香艳诗》。大白麻布蚊帐里挂一幅半裸体的香烟广告美女画，窗台上放了一个红色保肾丸小瓶子，一个鱼肝油瓶子，一贴头疼膏。 ”有好事者认为，此段描写与刻画的人物就是闻一多，窗台上的保肾丸瓶子寓意主人性功能方面有些问题。后来，更有人考证沈从文“把闻一多写成物理学家教授甲，说他是性生活并不如意的人，因为他娶的是乡下妻子”云云。沈从文的《八骏图》令闻一多大为不快。一次闻一多和梁实秋路过一教室，见黑板上画了一个乌龟和一只兔子，旁边写道：“闻一多与梁实秋”。闻一多问：“哪一个是我？ ”梁答：“任你选择。 ”1932年6月9日，闻一多在给吴伯箫的信中流露出明显的抱怨情绪，“我们这青岛，凡属于自然的都好，属于人事的种种趣味，缺憾太多”。
三次学潮与学生对立
    导致闻一多“不能不转向内走”的直接动因，是国立青岛大学爆发的三次学潮。
    国立青岛大学成立时，一些学生用假文凭报考，校方决定一律褫夺学籍，结果引发了全校罢课。闻一多认为，对持假文凭的学生不能一概而论，可他对学生罢课极为反感。罢课学生组成纠察队，校方则组织了护校团。1930年12月5日，罢课的学生与上课的学生发生冲突。有人以共产党暴动为幌子，打电话叫警察来抓学生，后来校方开除了30多名学生。由于学潮中闻一多始终站在校长杨振声一边，有人制造谣言说是闻一多打的电话。梁实秋撰文证实电话是教务长张道藩打的，张道藩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CC派骨干人物。然而，张道藩却把责任推到闻一多身上，从而使闻一多与学生的关系蒙上了阴影。
    第二次学潮发生在1931年12月。九一八事变后，国立青岛大学有感于局势，决定增加学生的军训钟点，还批准了13名东北籍学生离校投军的请求。 11月中旬，北平、上海、无锡、常州、镇江、杭州等地学生聚集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消息传到青岛，被爱国热情燃烧的青年学生纷纷要求赴南京请愿。杨振声在一次全校大会上提出，学生爱国不应超出学校范围。一些教授也先后发言，不赞成学生到南京请愿。 12月2日，国立青岛大学的179名学生乘火车，前往南京请愿。闻一多本来支持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可对学生离校盲目请愿，他同一些教授的看法一样——“期期以为不可”。面对无法控制的局势，学校决议开除为首的学生。在校务会议上，闻一多慷慨陈词，认为这是“挥泪斩马谡，不得不尔”。身为文学院院长的闻一多支持校长维护学校正常教学秩序无可厚非，但学生与闻一多的对立情绪有增无减。
    1932年7月爆发的第三次学潮，导火索是4月国立青岛大学公布的《国立青岛大学学则》修改案。其中，“学生全年课程有三种不及格或必修课程有两种不及格令其退学”的规定，遭到学生的强烈反对。学生与校方的对峙局面一直持续到6月。其间，5月5日，杨振声电呈教育部辞校长职，遂至北平。 5月11日召开的校务会议，决定委派闻一多、杜光埙为代表赴北平“劝驾”。会后，闻一多即乘胶济铁路火车赴济南，12日晚转乘平浦路火车去北平。抵北平后，闻一多遂往杨振声住处，力劝其返回青大维持校务。6月4日，闻一多陪同杨振声回到青岛。在期末考试的紧张阶段，学生成立了非常学生自治会，宣布罢课、罢考。校务会议决定，对9名非常学生自治会的常委张榜开除。消息传来，学生愤怒了。因前两次学潮的影响，在一些人的恶意鼓动下，学生将矛头指向闻一多。 6月25日，国立青岛大学非常学生自治会发布《驱闻宣言》，称闻一多是“准法西斯蒂主义者，他以一个不学无术的学痞，很侥幸与很凑合的在中国学术界与教育界窃取了一隅地位，不幸他狼心还不自己，必欲夺取教育的崇高地位，以为扩展实力的根据”；强烈要求为了“学校前途打算”和“整个的教育打算”，把闻一多驱逐出校。学潮中，学生还包围了闻一多的住宅，青岛市政府闻讯后派出4名兵士护卫。国立青岛大学的动荡震惊全国，校长杨振声辞职照准。7月3日，教育部奉南京政府行政院令，对国立青岛大学进行“整理”，以“甄别”的名义除维持原先开除9人决定外，又开除了66名“不及格者”。
    闻一多在青岛的三次学潮中都扮演了一个悲剧角色，这与他无党派知识分子的政治幼稚病、难以摆脱的书生气及不妥协的强硬个性不无关系。陷入矛盾旋涡的闻一多，心灰意冷，他在致饶孟侃的信中袒露了心声：“我近来最痛苦的是发现了自己的缺陷，一种最根本的缺陷——不能适应环境。因为这样，向外发展的路既走不通，我就不能不转向内走。 ”
诗歌《奇迹》之奇迹
    闻一多在青岛“不能不转向内走”，还缘于一首题为《奇迹》的长诗所表达的一段如谜一般不可参透的情感经历。
    在1931年1月20日《诗刊》的创刊号上，闻一多的一首被徐志摩誉为“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奇迹》发表了。徐志摩致信梁实秋时说：“一多竟然也出了《奇迹》，这一半是我的神通。”在此之前，闻一多仅在1928年写过几首短诗，新诗创作很少，而《奇迹》之后，闻一多虽然预感到第二个“叫春”时期，可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偶有诗作，所以《奇迹》的出现对于“诗兴淤塞”的闻一多来说，确是一个异数，一个奇迹。
    闻一多的诗一向以意象的繁复性与视觉性，以及对传统意象的转化为特征。《奇迹》这首诗曲达圆妙，充满了虐心的惆怅和难言的暧昧，诗人在理智自控的张力中，通过自由与责任之间的不断裂变、调适和黏合，向世人倾诉着什么。诗一开头就把诗人的内心冲突和挣扎凸现出来：“我要的本不是”一般人司空见惯的“火齐的红”等东西，而是“比这一切更神奇得万倍的一个奇迹”。面对现实，“这灵魂是真饿得慌”，“我是等你不及，等不及奇迹的来临”。虽然有灵魂、心的渴求，可生活中只有平凡没有奇迹，所以只能接受平凡，“把藜藿/当成膏粱”。但是，诗人坦言：“只要你——/只要奇迹露一面，我马上就放弃平凡”，“我等着，不管要等到多少轮回以后”，不怕“让雷来劈我，火山来烧，全地狱翻起来/扑我”，诗人“情愿蜕壳化成灰烬”。由于闻一多的巧妙构思和处理素材的巧妙，使人感觉不出诗人对“奇迹”的指向。诗的末尾，终于“我听见阊阖的户枢砉然一响，紫霄上/传来一片衣裙的綷縩——那便是奇迹——/半启的金扉中，一个戴着圆光的你！ ”
    《奇迹》的发表被很多人看作是新诗史上的一个谜。《奇迹》的写作对象，即诗中的“你”究竟指的是谁？这个谜团直到30多年后被梁实秋在不经意中揭穿了。梁实秋在一篇回忆文章中称：徐志摩信中提及的“我的神通”，其实“志摩误会了，以为这首诗是他挤出来的……实际是一多在这个时候在感情上吹起了一点涟漪，情形并不太严重，因为在情感刚刚生出一个蓓蕾的时候就把它掐死了，但是在内心里当然是有一番折腾，写出诗来仍然是那样的回肠荡气”。梁实秋认定，诗中的“你”是方令孺。梁实秋还披露了闻一多的一首未刊诗《凭藉》，称：“这首诗是他在青岛时一阵感情激动下写出来的。他不肯署真名，要我转寄给《诗刊》发表。我告诉他笔迹是瞒不了人的。他于是也坚持不发表，原稿留在我处。”梁实秋认为，《凭藉》与《奇迹》一样，也是为方令孺而作。
    方令孺，何许人也？安徽桐城方氏的大家闺秀，曾留学美国，“有咏雪才，惜遇人不淑，一直过着独身生活”。国立青岛大学成立后，方令孺受聘为中文系讲师，是国内为数甚少的女大学教师之一。方令孺在青岛执教之外，也从事创作，写散文，也写诗。梁实秋描述方令孺时说：她“相当孤独，除了极少数谈得来的朋友之外，不喜与人来往”。在这极少数谈得来的朋友中，与她交往最密切的是闻一多。方令孺讲授《昭明文选》，遇有问题时常向闻一多请教，也是闻一多把方令孺拉进了“酒中八仙”的行列。闻一多曾在致朱湘、饶孟侃的信中说：“此地有位方令孺女士，方玮德的姑母，能做诗，有东西，只嫌手腕粗糙点，可是我有办法，我可以指给她一个门径。 ”由此可见闻一多对方令孺的欣赏和两人之间的交往。
    闻一多任职国立青岛大学那年31岁，方令孺长他两岁。同在一所大学、一个系，又同是“新月派”诗人，闻、方两人的相同点很多，擦出点情感火花在所难免。方令孺的不幸婚姻，很容易唤起闻一多的同情与怜惜，因为闻一多的婚姻也是奉父母之命，同他个人的意愿相悖。当年那个风华正茂、尚在清华读书的闻一多，接到要他寒假返家完婚的家书，犹如晴天霹雳那样使他感到茫然。他虽是一个接受新教育的青年，但在婚姻大事上却不得不向传统势力低头。女方高孝真系闻一多的姨妹，粗识文字，谈不上有文化。据悉，闻一多婚前提出了不祭祖、不对长辈行跪拜礼、不闹洞房的要求。婚后一个多月，闻一多就匆匆返回清华园，过了半年又赴美留学。在朋友的眼里，闻一多对自己的婚姻和家庭不愿多谈。闻一多虽不满自己的婚姻，神往“奇迹”般的爱情，但身为人夫、人父的他决不能让庸俗的婚外恋情，玷污了纯洁的爱情和异性间的友谊，闻一多表现出一位学者的睿智和知识精英的自重。1931年11月徐志摩突然逝去，日后追悼徐志摩时，与徐志摩交情甚笃的闻一多却未写一篇悼文。许多人对此不解，臧克家为此问过闻一多。闻一多回答说：“志摩一生，全是浪漫的故事，这个文章怎么个做法呢？”听了闻一多的话，臧克家感到，闻一多“对人生和文艺是一样严肃的”。
闻一多雕像前的鲜花
    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界的研究视野进一步开阔，文坛又出现了“《奇迹》追踪热”。
    闻一多的胞弟闻家驷在回答媒体提出的《奇迹》中的“奇迹”究竟指什么时说：“闻一多所要求的‘奇迹’，是诗人浪漫主义爱情的高度体现。 ”据方令孺晚年学生裘樟松所作《方令孺先生轶事》一文披露，闻一多《奇迹》长诗确实是为方令孺而写。那么，方令孺本人是如何看待闻一多《奇迹》所指呢？遗憾的是，在方令孺留下的所有文字里，均未出现闻一多的名字。她与闻一多的交往心理没有直接线索，不能妄加猜测。抗战期间，方令孺与内侄舒芜在重庆晤谈时曾引闻一多的话，说田间的诗是“鼓声的诗”。这让舒芜感到诧异，觉得方令孺欣赏田间，“大概是受了闻一多的影响，不完全是她自己的‘进步’吧”。这个判断值得商榷，可事实能说明一点，即方令孺一直关注闻一多的动态，并认同他的观点。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喋血昆明街头，令人棰心泣血，悲愤莫名。闻一多去世时，方令孺的内心肯定受到强烈的震撼。赵清阁在《明月伴诗魂——忆念女诗人方令孺》中说：“1946年她（方令孺）的好友闻一多教授被暗杀，使她进一步认识到反动派穷凶极恶的本质，为之痛心疾首！”赵清阁是方令孺的密友，她们一定谈起过闻一多。而且从这段话看，对方令孺与闻一多的特殊关系，赵清阁是有深度了解的。
    闻一多的长诗《奇迹》既埋葬了一场无望之恋，又引发了人们太多的想象，那个令闻一多魂牵梦绕的“你”究竟是谁？美国学者金介甫（Kinkley，JeffreyC.）又爆料，称闻一多爱上的不是方令孺，而是后来成为教务长赵太侔妻子的俞珊。据悉，当闻一多陷入不可自拔的境地时，徐志摩曾亲自来青岛警告过俞珊，请她约束自己。徐志摩是怎么规劝闻一多的，不得而知。
    闻一多最终留给世人的是民主斗士的光辉形象，他与方令孺的情感涟漪可能不像坊间传闻那样，其背后的故事可能大大超出人们的想象。闻一多离开青岛半个世纪后的1984年4月27日黎明时分，一束鲜花摆放在海大鱼山路校区刚刚落成不久的闻一多塑像前。那束鲜花不像是从市场上买来的，也不像是从野外采来的，很像是精心从花盆里剪取的，鲜艳不俗，美不胜收。有人注意到，送花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她是谁？——无人知晓。人们的惊诧在第二年的4月27日再次出现了，在闻一多的塑像前再次出现了一束鲜花，鲜艳无比，十分扎眼。这束花是否又是那位老太太奉献的？曾有人多方设法寻找这位神秘的老太太，但未能如愿。
    闻一多是一个有着学者理性的诗人，又是一个有着诗人激情的学者，“内”与“外”的转向恰恰证明闻一多思想的丰满与深刻。诗人——尤其是闻一多这样理智与情感并重的诗人，任何情感涟漪不足以乱了他的心，却可以使他延伸到更为深广而复杂的思索，他在《奇迹》诗里投入的思考决不限于单纯的情感方面。有人说：闻一多对任何事情都讲求完美，他不是一个容易满足的人，他的生活旨趣并不追求精致安逸的舒适感，而是崇尚高山大海般的气魄，尊崇富有历史感的文明。闻一多始终是一根坚韧而旺盛的血脉，生生不息，隽永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