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出版的 《尼克松回忆录——时代的破冰者》（理查德·尼克松著，伍任、裘克安、马兖生等译，天地出版社）是尼克松唯一的回忆录。书中回忆了尼克松与各国政要交往秘闻，披露一些具有历史决定意义事件的经过。本文即摘编自该书部分章节。
释放信号
我（尼克松）认为美国和共产党中国建立关系非常重要这一想法，是我在1967年为《外交季刊》写的文章中第一次提出的。到了1970年，我们才着手认真寻求开始对话的途径，看看能够产生什么结果。
对华主动行动的第一个认真的公开步骤是在1970年2月采取的，那时我向国会提交了第一份外交报告。关于中国问题的那一段是这样开始的：
中国人民是伟大的、富有生命力的人民，他们不应该继续孤立于国际大家庭之外……
指导我们同共产党中国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同指导我们对苏联政策的原则相似的。美国的政策不大可能很快对中国的行为产生多少影响，更不用说对其思想观点了。但是，我们采取力所能及的步骤来改善同北京的实际上的关系，这肯定是对我们有益的，同时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北京的领导人清楚地了解这一报告措词的意思。两天以后，中国驻华沙大使在同美国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的会谈中，引人注目地建议把他们到那时为止断断续续的、没有结果的会谈搬到北京去举行。
1970年3月，国务院宣布放松对于去中国旅行的大部分官方的限制；4月，我们宣布进一步放宽贸易管制。
10月初，我接见了《时代》杂志的记者。我说：“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 ”
10月25日，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来看我，我利用这个机会建立了“叶海亚渠道”。我在1969年7月访问巴基斯坦会见他时，我们就笼统地讨论过这个想法。现在我告诉他，我们已经决定设法使我们的对华关系正常化，我要求他作为中介人提供助力。
叶海亚说：“我们当然要尽力帮忙的，不过你一定知道这将是何等困难。宿仇不容易成为新交。事情会进行得很慢，并且你要有遭受挫折的精神准备。 ”
第二天，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来进行国事访问。 1969年在布加勒斯特，我曾同他谈过需要有一种新的中美关系。在欢迎他的宴会上祝酒时，我作为美国总统第一次有意地用正式名称称呼共产党中国，即称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我的外交政策报告还称其为“共产党中国”。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外交信号。
罗马尼亚渠道
我在同齐奥塞斯库会谈时说，即使不能达到同中国重新建立完全外交关系的最后理想，也可以进行高级私人代表的互访嘛。他答应把这个话转达给北京，这就是“罗马尼亚渠道”的开端。
事实上，后来情况的变化比我预料的要快得多。
12月9日，周恩来要叶海亚总统传话说，欢迎我的代表到北京讨论台湾问题。周恩来最后以其特有的精辟口吻说了句俏皮话。他说：“过去我们通过不同的来源收到美国方面的口信，这次是第一次从一个首脑通过一个首脑给另一个首脑提出建议。 ”我们通过巴基斯坦大使阿加·希拉利答称，会谈不应限于讨论台湾问题，我们提议由中美双方代表在巴基斯坦会晤，商谈今后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的可能性。
12月18日，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会见了他的老朋友毛泽东。毛泽东告诉他，外交部正在考虑允许左中右各派政治色彩的美国人访问中国。斯诺问，会不会允许像尼克松这样一个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右派来。毛泽东回答说我将受到欢迎，因为我是总统，中美之间的问题毕竟还得同我解决。毛泽东说，他将乐于同美国总统谈话，不论作为旅游者或者总统来都好。毛泽东的这些话，我们在几天后就知道了。
1971年年初，罗马尼亚渠道活跃起来了。周恩来通过他们捎来了一封信，内容大体如下：
美国总统的信息不是新的。我们之间只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就是美国对台湾的占领。中华人民共和国真诚地试图谈判这个问题已经15年了。如果美国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愿望和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准备在北京接待一位美国的特使。
周恩来还说，鉴于我1969年访问过布加勒斯特，1970年访问过贝尔格莱德，我将在北京受到欢迎。这封信使我们受到鼓舞。
3月15日，国务院宣布取消对使用美国护照去中国大陆旅行的一切限制。 4月6日，谁都没有料到出现了一个突破：美国驻东京大使馆报告说，在日本参加世界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接到了去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并进行几场表演赛的邀请。
这个消息使我又惊又喜。我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得以实现。我们立即批准接受邀请，中国方面作出的响应是发给几名西方记者签证以采访球队的访问。
速度开始显著加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