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青岛报纸电子版

层层发动迎接黎明
    1949年春天，伴随着人民解放军推翻国民党统治、解放全中国的胜利步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2军和胶东军区部队发起了解放青岛的青即战役。
    青即战役从1949年5月3日开始，到6月2日结束，为时1个月整。人民解放军解放国土3500平方公里，歼敌7773人，既驱逐了残敌，又完好地保护了城市，挫败了蒋介石将美军拉入中国内战的图谋。
    回望70年前青岛解放的过程，透过历史的风云，我们依然清晰地看到那些可歌可泣的历史瞬间，正是那些一个个历史的瞬间，构成了一幅恢弘的历史长卷……
两封电报
    在青岛解放的历史档案中，有两封电报已成为珍贵的历史记录。这两封电报，其一是毛泽东为青即战役亲笔起草的电令，其二是周恩来关于当时的国民党市长龚学遂投诚事宜的电报。
    1949年4月28日，毛泽东亲笔起草《同意对青岛举行威胁性攻击》的电令，批准山东军区发动解放青岛的青即战役。青岛市档案馆副馆长杨来青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发现这封电报的电文原稿是毛泽东主席亲自起草时的惊喜，虽然这封电报内容早已公布，但青岛市档案馆的专家在十年前为搜集复制关于青岛解放的档案史料时，在北京中央文献档案中第一次发现：这封电报稿原来是由毛泽东主席亲自起草的。
    档案专家们在复制档案过程中，还有一个重大发现，就是首次发现周恩来副主席亲笔起草的关于国民党青岛市长龚学遂派人谈判投诚事宜的回电。用杨来青的话说，这不仅首次披露了解放青岛过程中不为人知的重要事件，也向我们展示了周恩来副主席高超的工作艺术。
    在1949年新旧两个时代的大转折中，与那些惊天动地的大事件相比，关于青岛的历史言说，无疑与北平和平解放、渡江占领南京总统府和战上海等重大战役事件还不能划在同一条水平线上。但是，两位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就解放青岛的具体战役做出明确的指示，对解放青岛的意义自然非同寻常。即便仅仅从青岛解放的历史档案的珍贵性来说，两封共和国领袖所拟的电报稿，其价值也超越了历史档案本身。
黎明前的战斗
    党史资料和档案文献以及当年地下工作者的回忆中，记录了在青岛解放前夕，我党地下工作者为青岛解放作出的巨大贡献。
    1948年底，中共胶东区党委指示青岛市委，通过地下组织，尽快摸清敌人在青岛的兵力部署和装备情况，更重要的是搞清敌军外围军事防御工事构筑的具体情况，以便出其不意地摧毁敌人的防御工事，扫清我军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减少战争伤亡，为胜利解放青岛创造有利条件。经过青岛市委具体研究，决定将这一任务交给于淑明情报组，由打入国民党第十一绥靖区司令部总务处二科的任道治来完成。
    任道治从其兄任林圃（时任第十一绥靖区司令刘安祺的机要秘书、地下工作者）处了解到第十一绥靖区军事工程指挥部存有《青岛市外围军事防御工程部署图》。情报组研究认为：工程指挥部是新设立部门，人员临时抽调而来，制度尚未健全、不够严密，在此搞城防图比较容易，风险小，且指挥部下层军官上士文书秦大丰与任道治同乡，若能争取过来，搞到城防图大有希望。情报组决定由任道治做争取秦大丰的工作。
    工程指挥部设在李村镇的民房中，除大门设有卫兵外没有任何标志。按规定，所有人员都要住在指挥部内，但无人执行。有家眷在市内者，每天下班都回到市内，第二天乘车返回；无家眷者，也不愿住在指挥部内。特别是周末，只要总指挥施中诚（第十一绥靖区副司令）一走，大小官员皆放假回家。周六晚上和周日的值班任务大都推到秦大丰身上。任道治经常借口公事，到李村找他玩，交朋友，拉乡情，对其进行形势、前途教育。秦大丰也看到全国将解放的大趋势，开始考虑自己的前途。经组织批准，任道治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和目的。秦大丰非常痛快地表示合作。12月4日，周末的傍晚，工程指挥部大小官员均已放假回到市区。指挥部里只剩下秦大丰和值班参谋及一名勤务兵。下班前秦大丰已将办公室窗户上的插销拔开，做好取图准备。吃完晚饭，任道治来到工程指挥部大院，由秦大丰掩护，任道治从窗户跳进室内，顺利取出防御工事图。二人立即乘车返回秘密联络站（胶东路22号），由地下工作人员王传鼎、曲琦连夜描绘，至凌晨4时方描完。清晨，任道治、秦大丰又一起回到指挥部，将防御工事图送回原处。王传鼎、曲琦二人特制了一个带夹层的木盒，把复制好的地图藏在夹层里，交给地下交通员李芳送交青岛市委秘密驻地。这张青岛外围防御工程部署图标识着青岛外围的地形、山高、村庄、河流等自然环境，还标有敌人部队驻地和番号，以及堡垒、炮位、战壕等防御工事的基本位置。
城市保护者们
    随着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青岛成为在胶东解放区包围下的一座孤城。驻青岛的达官贵人惶惶不可终日。再加上国民党青岛当局制定的撤退计划的泄露，那些有钱有势的上层人物，争先恐后寻机南逃。
    为将青岛的物资转移，青岛市政当局还下令一些重要工厂、企业南迁台湾。此外，国民党当局在1948年底从上海运来两万公斤炸药，放置在军火仓库，有可能对青岛的重要设施进行破坏。在得知敌人阴谋之后，我解放军在1949年1月5日的《胶东日报》发表了《严重警告青岛匪主官》的重要声明：青岛国民党军12月17日由上海运来炸药2万公斤，装置于南海岸上，准备撤退作破坏之用。人民解放军特向青岛国民党主官提出严重警告，要求他们放弃破坏青岛的计划。如果他们胆敢执行此计划，必对他们以战争罪犯论处，决不宽饶。
    为保护好青岛，将这座城市完整交予人民手中，防止敌人在撤退之时加以破坏，就必须利用广大人民的力量对其进行保护。在这种形势下，中共青岛地下党组织，遵照上级指示，及时采取措施，发动群众，展开了一场反对南迁和护港、护路、护厂、护校的斗争。为了使市民尽快了解党的政策，中共青岛地下党组织印制和书写了大批宣传材料，在工厂企业、商店、学校、影剧院、街头巷尾以广泛散发……
    在广泛宣传的基础上，中共青岛地下党组织还进行了精心的组织，中纺公司13个厂、齐鲁企业公司8个厂、电讯局、自来水厂、港务局等都组织了护厂队。全市参加护卫的人有上万名。在护厂斗争中，不少单位提前行动，把机器设备掩藏起来。青岛电信局护厂中心小组将一批暂时停用的收发报机掩藏起来，保证了青岛解放当天立即恢复了与全国各解放城市的电话通讯联系。港务局海洋科的船员自觉行动起来，将3艘小货轮的船舱上了锁，船员们躲了起来，防止国民党劫船南逃。青岛海军造船厂的工人听说厂方要把几部汽车卖掉，便暗中将汽车重要部件拆下，使汽车无法启动……由于公用设施和港口、工厂保护得力，在青岛解放的几天内，水电、电讯、港口运输等都得以迅速恢复。
迎接光明的起义
    在青岛市档案馆从中央档案馆征集回来的档案中，有一份中央军委致华东局有关“黄安”舰起义的电报。这份电报是1949年2月16日发出，由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自审阅并进行了批改，在这封电文中对 “黄安”舰起义的成功进行了高度评价，并对起义后的供给、人员录用、安全停泊等问题进行了指示。
电文全文如下：
    饶（漱石）康（生）张（张云逸）：庆祝你们争取敌军舰黄安号反正的胜利，这是实行毛主席所规定之1949年争取组织一支可用的海军的首先响应者，请转知该舰全体人员予以嘉奖，并请注意下列事项：一、该舰全体人员均须留用，除极端反动而又为群众检举外，目前不要更动一人。我们可派一军事代表，带几个政治工作人员去宣传党的政策，解释时局和人民解放军的生活，以巩固其情绪，增加其认识。二、粮菜水炭供给及人员生活，必须予以足够保证，一般地说可以比我们的陆军稍微提高一些。三、请向舰上人员查明该舰续航能力，可否一直径向航抵葫芦岛，以及如何绕过青岛附近敌海军巡逻区等项电告。四、威海军港及荣城港有无防空设备，如黄安舰转泊该处的安全程度如何，亦请一并查告。军委。
    电文中提到的饶漱石时任华东军区政委，康生时任山东军区政委，张云逸时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这份由周恩来批改过的电文反映了解放青岛之前的 “黄安”舰起义：“黄安”舰原系1944年日本建造的海军护航舰。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政府接收。 1947年秋编入国民党海军第二基地建制。该舰排水量745吨，最高航速16.5节。舰上设有航海、枪炮、机电、电讯和舰务等部门。舰员编制为120人，其中有军官16人，但实际配备80余人。“黄安”舰起义后，1949年8月从连云港返回青岛，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命名为“沈阳”舰。
    除 “黄安”舰起义外，青岛地下工作人员还策动了几起起义。如：1948年12月，驻即墨的国民党青岛警备旅，少将副旅长顾正光率直属队及第一团共1500余人举行起义。1949年，在解放青岛强大攻势震慑下，国民党驻市郊的3个团，分别在团长蔡晋康、杨玉泉、韩福德率领下，向人民解放军投诚。